中国为什么需要德鲁克?

Publié le par XIONG Peiyun

袁卫东/作者惠寄思想国
 

        彼得•德鲁克(1909-2005),在美国阿特蒙德踏上其生命的终点时,20世纪最大的旁观者和思考者就此终结,包括其对未来社会惊人洞见的“先知”能力,也就此终结,随后是全球性的纪念登场。
        但对于中国的企业界和社会思想界,彼得•德鲁克都是一个世界级的“陌生人”。
        即使在以“管理”为要务的公司世界,大谈特谈营销的“科特勒们”的中国影响力,远在其之上,更不要说杰克•韦尔奇的“超级CEO神话”、吉姆•柯林斯的“基业长青”、迈克尔•波特的战略分析……对于中国20多年商业史上涌现的那些代表性企业家,只有海尔张瑞敏声称拜读过德鲁克的著作,其他则在公开的谈话中无法见到一瞥。
        对于知识界和思想界,德鲁克更远远被遮蔽在诸如哈耶克之类的偶像之后,知识界宁肯在“后现代”或“全球化”的词汇中打转,在“新左”或“新右”的路子上搏斗,也无视德鲁克对“后资本主义社会”异常惊人的预见和行动指南,而其对未来社会的精辟洞见,也在类似约翰•奈斯比特式的“亚洲世纪”的合唱或“中国世纪”的讴歌之中,无影无踪。
        为什么如此?这足够让人深思。
        但德鲁克恰恰是中国真正最不可错过的思想者和旁观者。

        中国大时代与其核心价值的界定

        还是不要兜圈子了,德鲁克对于中国的价值,关键是在于其对大时代及其核心价值的框定。
        对于“这是一个什么时代”的根本追问,应该说是19世纪下叶以来文明失落的中国人一直以来的锥心刺骨的追问。在20世纪愈加紧迫,他们骤然被抛入一个个动荡不定的甚至是灾难式的新旧冲突和社会巨型变迁之中,勉力追赶着时代本身,试图从苦难中走出,迎接光明的前途。他们大概相当频繁的修正或彻底改变对一个时代的认识和价值界定。其频繁和前后矛盾的程度大概世界仅见,但这并没有丝毫减轻他们曾经的宿命:他们往往错过时代本身,甚至以“进步”的名义,制造了更深重的苦难和倒退。
        为什么如此?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中国人对于自己时代的界定与价值体系的错位。在这之前,中国的历史时代,在界定自己的时代坐标时,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词汇。而德鲁克穿越整个20世纪的体验,对250年以来现代社会和历史的旁观和思考体系,恰恰是我们可以参照的路标,让我们明白选择什么?为什么选择? 
        确切地说,回到当下,在世界历史的图景上,中国人从追寻起源于欧洲的完美社会拯救方案——共产主义,转向追求财富和经济增长,其价值转换的内在机理到底何在?当一个“世俗宗教”宣告终结之后,我们真正要进入一个什么时代?这个时代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基础何在?是不是返回财富和市场(资本主义)的轨道,问题就迎刃而解?
        中国人的确前所未有的进入追求财富的历史时代。财富正在被视为现实的本质,这个250年以来最令人激动也最难以把握的词汇,自亚当·斯密以来,人们要么试图以“看不见的手”,要么试图以“看得见的手”来试图把握和控制其规律。这是我们熟悉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大战。但直到今天,我们默认的“资本主义”已经扩散到中国的各个角落时,我们依旧难以从容面对更加深重的困惑,这是因为一直渴望致富的中国人亲身体验了其进程的痛苦:国家和个人奉行过度的机会主义,信仰被视为阻碍致富的教条,社会生活的底线异常脆弱,甚至经常性地被颠覆,自我期许和别人标榜的“世界工厂”正在将中国的竞争力演变为转型社会的分裂和痛苦……这正在促使在20多年的商业史中出现的本土企业世界,在转型社会中难以获得主流价值的认同,而20多年前它刚出现时,曾被视为“进步”的希望所在。
        德鲁克在1977年其史书般镌刻的《旁观者》中,就异常清晰地宣告250年以来起源于欧洲的“完美的社会拯救时代”终结,其源头可以追溯到1939年其开山之作《经济人的未来》,宣告纳粹主义的失败与虚妄,甚至马克思主义的“失效”。尽管,还有人可以竞争这样的“先知”地位,他的奥地利老乡冯•哈耶克早在1944年《通往奴役之路》中就宣告,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通向极权和奴役之路,并在其生命最后的总体著作《致命的自负》中彻底宣告“社会主义的谬误”。
        但德鲁克整体上旁观了250年以来“完美社会整体拯救方案”,所谓“左”的和“右”的,从马克思主义到纳粹到波拉尼一门英杰寻觅的超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另一个选择,因而彻底宣告“世俗宗教”的虚妄,他愿意以“一个充裕、能让人忍受且自由的社会”取而代之,而不是把历史完全交由“自由的市场”,从而宣布“福山式”的历史的终结。
        但关键是下一个时代,下一个社会何在?
        这样的茫然实际可以追溯到,在“落后国家”出现的信奉“进步”的共产党人,在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业革命、国家强大的渴念神奇结合时,实际根本不知道应该将对一个落后农业社会的工业化改造,安置于什么样的基础之上?
        价值转换的机理就如此诞生:起源于西欧的工业社会出现的市场,摧毁了原来的社区或共同体,将社会的人们划分为买家和卖家。由于供需双方不能像以前的村社共同体那样——双方是熟悉的,供应多少,需求多少,都不能明白。在供需之间,出现了一个“黑箱”。这导致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马克思想让市场的“黑箱”变为“明箱”,就想到了计划经济,最后演变为苏联式的“中央计算机”。但不可能存在将整个社会的供求信息完全掌握的“中央”,结果在哈耶克式的“致命的自负”中,在工业对农业的压迫式胜利中,组织极度的控制,将国家变为对社会的占有,社会充斥的是国有工人、国有农民,极权主义和坦克碾碎了之前共产主义领袖们所许诺的任何美好社会的承诺。这种判断与对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完美拯救社会的方案的反思一脉相承。
        即使抛开这些,正在市场化的转型国家,其对所谓自由和民主的社会的向往,但它安身在何处?
        那么,既然社会是不能被“拯救”,但社会是可以被“管理”。当国家不能以权力来对社会进行管理之时,承担最微观的社会管理责任的对象,来自怀有赢利目标的组织——公司。
        这样,一个勃兴的管理的世界,取代了意识形态你死我活的斗争的世界,一个兴起的公司的世界,取代了国家强权不断改造社会和经济的世界。而一个管理的世界和一个公司的世界的交合,推动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最重要的价值转换。
        在60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标定全球文明的走向时,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中就开始了这种决定性的分水岭式的思考、写作和行动。《公司的概念》既是管理学的奠基之作,也是重新把握时代核心问题的奠基之作。尽管后一点,常常被严重忽略。
        德鲁克犹如“理想社会”失败之后的哥白尼,第一次将对于一个自由社会的追求,安置在一个根本的市场组织基础上——公司世界。但这个公司的世界,不是充斥国有农民、国有工人的国有工厂,而是一个自由企业社会成员。在这里,公司不仅能够在市场竞争中使自己能够运作和生存,也能使社会能够正常运作和生存,公司变成了社会的代表性机构,要满足社会基本的信仰和承诺。而“管理”作为并非听从天国教义的现实实践,为公司世界的生存、发展和价值实现,提供前所未有的指导和服务。
        德鲁克对于中国时代独特的价值在于,他以其深刻的哲学笔触,将一个正在行进的时代真正的本质揭示:一个自由企业社会的诞生,以及其基本的体系和命题。
        这不仅在于“大企业(注意:是社会代表性的组织)作为一种社会实体而出现,可以说是西方世界近代社会史上的头等大事。而所有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都围绕我们想从大企业中获得什么,围绕着大企业以及它所服务的社会采取何种组织形式才能最好满足我们的愿望和需求。” 
        这不仅在于“政治家只有一条路可走,即运用政治、经济手段使自由企业体系正常运转”,而且在于“公民首先必须被企业雇用,才能成为真正的公民”,“大型企业必须实现社会的基本承诺和信仰……让社会成员的价值得到体现”。 
        一个公民社会与一个企业社会的价值链被打通了,公民社会与自由企业社会的坐标被决定性的打通了。直到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的巨著中,以知识社会作为世界历史新的大转折开端,穿越民族国家、保姆国家、特大国家这些冷战以来东西方的强大权力和意识形态之后,这还是价值坐标本身。
        对于巨变时代的中国,德鲁克深邃的思想体系无疑能够为我们标定路标,回答我们时代最紧迫,最重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创立一个自由企业可以生存和成长的体系,而不是相反。
        让我们正在追寻的变革牢牢地标定于这样的基础上。
        在打通公民社会与自由企业社会的坐标上,为我们的时代确立价值基础。

        本土公司的价值启蒙与“中国梦”

        无疑,对于一个行进在转型中途的国家,“中国崛起”正在成为一面旗帜。这个在20世纪颠簸、苦难的国度,似乎正在获得必然的巨大的历史补偿。这让中国人沉迷于一种强大的力量型的崛起,正如历史上那些政治、经济的强权,它可能暗合权力与国家荣耀的导向,而无法发现价值本身。
        可是,对于一个本质上的管理世界和公司世界,中国人却依旧深深困惑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企业依旧处于历史的困境之中,公司没有成为社会代表性的组织,反而在其扩张时侵害社会和个体的自由和利益,而无法赢得与这个时代匹配的主流价值和能力;甚至难以面对这样的追问:中国人和中国企业难道一定要生存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
        20多年来,以廉价劳动力为特征的“世界工厂”式中国公司竞争力模式,在剧烈转型的中国社会越来越被指证,以庞大的弱势社会阶层分担痛苦的增长之路,难以长久。20多年来,一直以产权改革为旗,对国家力量掌控政经秩序的改革压力,最终演变为重新整编大国企的国家战略,大国企强势崛起。历史在反复。
        公平地说,25年的商业史,尽管被视为“机会主义”过度盛行的商业实践,但无疑,中国企业也一直在追寻标杆,而这些标杆的认定,其实背后都存在着对价值和能力的认定:从盛田昭夫(中国的盛田昭夫这样的旗帜曾经红极一时),到韦尔奇和GE(学习GE和韦尔奇的口号也是喧嚣一时);从科特勒到波特;从日本制造,到美国世纪,到韩国制造,到韩流……但本土公司都没有能决定性的成为其中任何一种类型。
        中国公司曾痴迷于价格战,营销,多元化,上市,产融结合,世界500强,核心技术(高科技的迷雾),产业报国(民族主义,近现代中国的屈辱史),战略,国际化,跨国并购,甚至狼和《狼图腾》,但这些依旧没有决定性的标定价值和能力,避免一波又一波的企业大震荡,企业危机与价值沉沦。20多年的商业历史中,我们太沉溺于工具化了。
        人们不禁追问:真正能够支撑一个现代国家崛起的公司世界,其到底应该具有怎样的基因?一个试图在本质上是公司世界和管理世界中获得光荣的国家,应该具有怎样的梦想?在一个巨变时代,我们如何从本质上把握公司的价值和能力? 
        透过20年那些眼花缭乱的繁荣表象,“中国崛起”,与一个管理世界和公司世界的本质关联,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德鲁克标定的路标,250年历史所蕴含的公民社会与自由企业社会的坐标。
        只有在这样的坐标上,喧嚣一时的所谓“中国共识”,才能从“后发优势”的沾沾自喜,上升为与美国,日本等现代商业文明崛起,同样具有世界价值的“中国崛起”。
        我们对于德鲁克关注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少触及,他没有加入“中国世纪”的合唱和讴歌,他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也看到前所未有的“危险”。如果没有弥合社会分裂的核心价值和能力的引导,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赌局“。
        他依旧无法告诉我们何为,但我们能够清晰的明白,将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价值基础上来探讨中国崛起,中国重返文明的轴心,甚至有可能接过全球现代文明的火炬。
        这的确是一个创造未来的时期,这也是一个采取行动的时期。
        (本文能够成文,与吴伯凡的讨论深受启发,感谢柴文静、王婷、杨生华为收集资料所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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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li 11/12/2005 03:24

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