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logue avec l'académicien François Cheng(2)

Publié le par XIONG Peiyun

有多少悲剧还会重来?
——与法兰西学院程抱一院士对话中国传统与未来

熊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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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解剖中国王权
 
熊培云:马克思谈到法国中世纪的特点时说,“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刘泽华先生穷一生所学,据此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王权支配社会”。刘先生在《中国王权主义》一书中讲,在中国完全世俗化的社会中,最高王权不是在社会经济中受经济规律支配形成的,而是非经济方式吞噬经济的产物,是武力争夺的结果。这意味着不是经济力量决定权力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决定着社会经济分配,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是权力分配的产物。于是,王权决定了社会的基本结构,而不是经济运动决定社会结构。中国人文主义中的“修平治齐”客观上与王权主义合流,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苦难的生生不息。
 
程抱一:中国的天子以天为命,事实上是他个人的意志,因为在政治文化里“二”没有分清楚,天地人,五伦,实际上都笼统为一了。中国人爱讲超脱,这不是超越,超脱是阿Q式的悠哉游哉,我吃苦没关系,我不管,你们去搞。这不解决问题,免不了天灾人祸还要来。中国五千年文化,一直要追求和谐,可是没有一个太平时代超过三五十年,就是唐朝鼎盛也不过三十年(作者注:贞观之治为公元627年一6^49年,开元盛世为公元713一741年),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此外,几乎没有一个文人善终,冤狱无数,不是从上面来,便是从下面来,馋言、诬告、嫉妒……这是个非常可怕的社会。当然西方社会也很可怕,我不否认,但基本上还有些保障,王权不似中国强大。比如到了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但他对哪个女人有贪念,还要追求一下,大臣参议一下。中国却是后宫三千,全国美女召来,放在后面,没有止境。西方也就是找个小公馆,偷偷摸摸,最后还服务于政治。
 
五.  外加的道德与内生的危机
 
熊培云:中国传统思想是彻头彻尾的人文思想。它把自然与神作为人的手段,尘世生活得到了最大的肯定,人的终极价值追求不过成圣成贤,社会生活因此全面道德化。现在的中国,尽管出现了严重的道德危机,但仍有很多学者在继续反思道德在整合社会秩序时的功用。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里也提到中国的政治困境,“政治必须走民主化、法制化的道路。并非法治优于德治,而是德治不足凭,唯有求助法耳。”
 
程抱一:对西方中国仍停留在科技上的大吸收上。假如没有精神上的激变与提升,没有制度保障,社会危机还是非常大的。贪污舞弊丛生,社会不公正扩大,这些危机都是从流弊中来的。事实上,康德和孔子都讲过,真正的道德要求是思考以后得来的,而不是外加的一个。人的真正自由,也是在深思之后获得的。所以,道德的信条不是外加的,假如我们的社会金钱主义流行,惟一能维持社会秩序的,是外加的规律与道德,没有经过个体内心思考这个过程,这样社会必然会有大的危机。
 
六.  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另一种解读
 
熊培云:一直以来,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华文明淹灭入侵的“外族文明”,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臣民文化与奴性传统在起作用。不久前,法德电视台中法文化年专题节目里播放了中国缠足的历史,也做了些反思。
 
程抱一:中国文化里所以有奴性,就是因为没有形成真正的二,就像我刚才说的,为了追求和谐,忽略了主体。所谓的二元论,只是一个吞并另一个。这样的二只会回归到一,更不会产生真正的三。入侵者沿袭中原旧制,因为就管理臣民而言,没有比这一套制度更好用的了。
 
七.  什么是真正的对话?
 
熊培云:去年除夕,正好RER线部分罢工,在站台上与一位老巴黎聊天,我想讲点抱怨的话。猝不及防的是,这位朋友知道我来自中国便满嘴跑坦克,勾引我回忆那个兵临城下的年代。中国的文学与哲学,大团圆无数,而历史却几乎全是悲剧,只在悲剧中团圆,“初闻涕泪满衣裳”。
在法国,我们看到对话、辩论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道风景,譬如朱佩被判刑,媒体立刻有了讨论。去年,法国卫生局长Lucien Abenhaïm因为热死人的事件引咎辞职,数月后出了本书,就此事件进行了检讨,这种官场文化是很值得中国人学习的。中国的官场文化,是有官场,无文化,有技术,无科学,书里讲马克思,书外讲马基亚韦利。在西方,沙龙也比较多。希拉克一直在号召政府与社会各界加强对话,您认为对话二字,最重要的内涵是什么?
 
程抱一:必须要有对话,积极地对话。你和我谈话,假如你不自由,我不能学到什么东西。相反,辨论、对话,是在绝对自由的状况下的主际对话,我们之间所产生的东西永远是高于我们自己的。真正的三,首先是二的关系。我们对话,假如都有诚意,绝对是把我们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对话之前,好的东西各自藏着,对话之后,好的东西不但发挥出来,而且可能会发生质变。一个人身上有着绝对的真,但要通过真与真的交往、交汇,才能达到提升的地步。创造者也一样。我写小说,贝多芬写音乐,凡高画画,都是在与天地对话。真与美都是在交往的状况下达到更高的境界。只有这个境界我才会心悦诚服,因为它是从我这里出发,又高于我本身。真正的美,只有在主际之间才能被启示出来,才具有直正的价值,所以二是十分必要的。民主制度与法治即是保持这个二。中国现在也讲法制,由于立法与执行没有分开,仍是一,没有二。二的问题,中国一定要面对。不管是从科学、道德、思想、哲学,还是从社会制度上讲,二都是必要的。目前中国基本上是朝这个方向走,怎么走,是个时间与代价的问题。
 
八.  中国怎样对话世界?
 
熊培云:历史上所有的文明兴替,都与其同外界的对话程度和方法有关。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以闭关自守追求和谐所得教训不可不谓惨痛。如今,“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等词语渐渐唤起各国对“软霸权”的警觉。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曾向中国知识界呼吁,中国知识界应该站在中西交汇的高度,用中国概念重新诠释中国传统思想,不能继续被动接受西方思想,否则中国思想传统将会被西方概念淹没,成为西方思想的附庸。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上升,国内掀起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新浪潮。二十一世纪,中国如何在对话中面对传统与世界?
 
程抱一:当选法兰西院士后,当我走在街上,常有法国人突然把车停下来,向我问好,说法国为你骄傲。我当时有些迷惑,后来知道骄傲有两层意思:一是他们为自己国家接纳了远来的人骄傲,二是为自己的文化能吸收了他人带来的精华而骄傲。于是我想,一个人与一种文化的伟大,是以它的开放性来衡量的,而不是保护僵死的国宝的问题。法国有成语讲,如果蛹只知道照镜子,永远不能成为蝴蝶。生命的提升与超越,只能通过不断地交流才能产生,若是自己在房子里照镜子,永远也不能超越。很多人以为,受外来的影响会失去自己的灵魂,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灵魂。相反,只有更丰富自己的灵魂才有意义,否则,它也不会有什么意义。比如你和一位西方圣者谈话,怎么会失去你自己的灵魂呢,相反他的光照只能发扬你生命中最好的方面。如果你身上有点光的话,也只会发扬他身上最优良的一部分。如上面所说,只要这种对话是平等的,我们便能获得对方最好的东西。如果没有那种高度交流,我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自己优良的一部分,甚至会把卑下的一部分当作最好的。我们只有从那种本身具有高度要求的眼光中,才能看出自己境界最高的一部分。
几十年来,我和西方对话,一是不要有限制,二是要和最高层次对话。中国的文化,在我和西方对话过程中,只会得到发扬,绝不会减灭。灵魂、民族魂绝不会因为对话而失去,中国文化达到最灿烂的时候,是跟佛教交结后取得的。
 
九.  复兴与危机
 
熊培云:2003年,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中国参与型民众改造社会的热情与积极作用已初现端倪,公共知识分子也逐渐找回其社会担当的角色,您对国内知识分子之于中国未来有何评价?本世纪中华文明复兴是否可能?
 
程抱一:指望很高。1998年,我回国一个月,一直在北大讲五十年代以来的西方思潮。我感觉国内对新东西很敏感。许多抽象的名词,他们都能理解。应该说,中国文化有一种潜力,也有一种吸收力。只要愿意做,还是能把西方好东西搬来的,中华文明复兴完全可能。但也有问题,比如现在有些艺术家,到了西方后,说还搞什么文艺复兴,你画几笔不就可以了。我说你一定要在意大利去看,那是源头。中西交流,若只追求快熟可用,得到的可能是最庸俗、最下层的一部分东西。就像外国人买中国书法,一团糟,什么都要,因为他们本来也看不懂。
 
熊培云:是不是说西方也在堕落?譬如说去年夏天法国热死老人的灾难,一定程度上也与家庭伦理危机有关,老人的生活全丢给了社会与福利,子女们都忙着罢工和度假了。
 
程抱一:目前西方也处于堕落的状态,但西方底子大,虽然价值混乱,神圣和高贵的东西还在,至少还没有堕落到破产的地步。因为它也有危机,所以,各种文明之间互相发掘很重要。应该说,西方交换时,很理智,知道哪些要学习,哪些要发扬。比如巴黎最近的孔子展览,西方人看到,啊,原来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伦理,但警省之后,并非完全拿来主义,而是尽可能从自己文化中去发现。我们的优良传统被抛在一边,有些东西应该把它拿回来。中国神圣的东西没有了,从前可能有些大境界,现在已没有东西可以替代,这是一个危机。此外,现在许多工程和生产没有权力制约,难免将来也会有物质危机。
最后要说的是,不管什么事,都要经过一个人去做。对真理与美恶的思考,都是在一个人的脑子里进行的。每个人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到了时候,总会显现出来。比如玄奘,此前也有很多人去印度,没弄出什么东西,可是到了他,时候到了,也由于他的毅力,就行了。
 
熊培云:平平淡淡地生活,一天一天地殉道。但凡坚定一个信念,一代代努力,中国必得幸福自由。
 
2004年初春 记于巴黎米哈博桥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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