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 solidarité chinoise, politique ou humanitaire?有一种团结为什么中国不要?

Publié le par Peiyun Xiong

熊培云

自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渐渐变成了世界作坊、继而变成世界工厂。以至于现在到欧美旅行的人买不到什么可以带回中国的东西。有朋友在网上开玩笑,从德国买件礼品带回国,细看标签,发现上面的英文竟然是“Made in Deguo”。

去年年初,胡锦涛访问法国时我曾在《南风窗》上写了一篇题为《中法蜜月与中国转型》的文字。谈到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及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尴尬:法国人惊叹中国在经济上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杂志封面都用上了《卧虎藏龙》里的章子怡,一袭轻衣,足踏火箭,中国何等速度!与此同时,在法国学者眼里,中国同样是个“悖论王国”:口号与行为,东部与西部,赤贫与豪奢,义务教育与失学大军,农民进城与贪官外逃……这两天人们又看到一个间歇性发作的悖论,当我们捧着又一年的GDP收成快快乐乐过年的时候,辽宁孙家湾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至少有210位矿工罹难。

眼下有不少学者本着人本主义精神呼吁为这次矿难的死难者降半旗志哀。这种呼吁已经重复了很多年了,结局大概还是会让人失望。根据199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十四条规定,“下半旗志哀”是为了四种人的“逝世”,前两款是为国家重要领导人,第三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第四款是“对世界和平或者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人”。除了伟人以外,国籍法也为普通人的伤亡制定了下半旗的条件,具体措辞为“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志哀。”在这里由于“重大”二字没有具体的数字,死多少人才算是“重大”只能取决于官方对生命尊重的程度。国籍法制定十五年来,我印象中只有“美军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时才为死去的两位记者下了半旗,但这次下半旗并不是因为“重大伤亡”,而是因为“政治伤亡”。下半旗是一种外交上的角力,和学生们上街一样,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表达中国人团结一心。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种逻辑,就是降半旗不只是为了哀悼,更多的是为了团结。即增加中国人的凝聚力去克服困难,纠正错误,迎接挑战。接下来我们同样遇到这样一个悖论,在外交上要团结一心的,在内政上为何不需要团结一心了?从建设一个人本主义中国的目标出发,接二连三、动辄死亡数百人的大矿难难道不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面对与克服的挑战?

在法国,无论是政治家演讲,还是日常的公民运动,甚至包括人们对类似东南亚这样海难的关注,我所听所见重复最多的词就是“solidarité”,即团结。许多人理解西方社会,以为个人主义横行,社会一盘散沙,其实不然。在西方人们很讲究团结,当然,这是一种建立在广泛的人道主义与人本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是为了实现或捍卫一个共同价值的彼此团结。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方团结到另一方的肚子里去,而是一种基于平等与共识基础上的团结。

一枝独秀的经济,是今日中国给世界的一个奇迹,是转型期中国史诗性的一幕。我们有一种希望与远景,用一代或几代人的时间,完成中国经济乃至政治上的转型,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化与伟大复兴。“穷其艰难困苦,莫不蕴含在社会底层与民工的“廉价”二字之上。廉价,是中国的竞争优势,也是中国透彻骨髓的痛。我们以“廉价”二字完成中国转型所需要的所有积累,其实也是在筑起一座血肉长城。”(见《中法蜜月与中国转型》)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有一种觉醒,今日中国经济的繁荣因为历史原因不得不建立在劳工廉价的基础之上,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生命廉价。低薪水未必能剥夺一国一人的尊严,必然使其丧失尊严的,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对个体生命的漠视。因此,笔者以为,中国的人本主义政治诉求,不能局限于某个需要团结的、增加所谓凝聚力的政治事件,更需要关注平民的生活事件,这是一个国家可以团结的根本。给转型期的这些死难者降半旗,既可以增加这个民族的凝聚力,同时也是向后人昭示我们这一代人知道自己为这个国家成功转型所担受的屈辱与荣耀,拥有一份诚心诚意改良社会的决心与勇气。

天底下没有卑贱的花朵,每一朵花的凋谢都值得我们哀悼与感伤。凡可以称为伟大政治的,其出发点必然是为了人,而生命的得失,自然成为衡量一国政治成功与失败、好与坏的重要指标。如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所说,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面前,一个人的生命或许一钱不值,但是谁能找到比生命更值钱的东西(Une vie ne vaut rien, mais rien ne vaut une vie)?

 

《南方都市报》评论专栏

 

Publié dans Chroniques 专栏

Commenter cet 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