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天之下,莫非国土?

Publié le par XIONG Peiyun

熊培云/思想国
《经济观察报》专栏

    “2007中国地交会”日前在北京召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首次直击“土地资源”矛盾,“土地”话题一再受到关注。如何改革现有土地制度,真正做到“还土于民”同样成为会上会下人们讨论的焦点。
    土地问题左右着中国的历史,也将深刻影响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物权法》的颁布,大小产权的争论,房产与地产的脱节,让人们将目光从“普天之下,莫非国土”投向对自己私有产权的保护。
    应该说,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普天之下,莫非国土”,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大脉络。然而,在民权日益觉醒的今天,主体虚置的“国土”和一人独占的“王土”一样,都不能满足人们对“公民之土”的信仰与追求。
    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历史上,国王是全国土地所有者,又是最高政治统治者。“莫非王土”是对土地的占有,“莫非王臣”则是对人的占有。
    在这里,有四个关键的概念,即“天”、“王”、“土”、“臣”。显然,“王”实现自己的绝对统治,便是通过对“天”、“地”、“臣”的占有来实现的。
    首先,为了使其统治具有先验的合法性,国王创造了“天”,并且自封“天子”,从而可以权倾“普天之下”的土地。当天下的土地成为皇帝的不动产,生息其上的民众便成了土地上的附着物了。换句话说,土地是王的,土地上的庄稼也是王的,而民众便是这地上的庄稼。臣民的忠奸好坏,决定了国王的收成。臣民像是帝国稻草人,一方面他们收割地里的庄稼,另一方面,国王收割他们的一生。
    既然王权因创造“天”的概念而占有“天”,继而占有“地”及其地上的人,那么“莫非王土”与“莫非王臣”就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更意味着有一种因果关系。如果我们把皇帝与天订约视为强奸民意的开始,而对土地和人的占有视为强奸民意的继续,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古装中国里的“皇恩浩荡”其实不过是“皇恩淫荡”。
    当然,这种“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地盘政治”表面上风光无限,但是对于王来说,同样暗藏无限危机与凶险。一方面让皇帝老儿占尽天下沃土良田,视天下万物为皇家私产,视公仆为家丁,可以为所欲为,不为所不欲为;另一方面,这也使皇家政府变成“无限政府”,需要担负无限责任。所以,每逢改朝换代,王权宣告破产之时,昔日莺歌燕舞的皇宫立即“王哭妃嚎”,变成人间地狱。
    我曾经撰文,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当务之急是需要“孔先生”,让社会重新发育,拓展联结,其功劳绝不逊色于收获鲜花无数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孔先生”的意义在于让社会更自由与开放。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在自由与开放中寻求平等,而不是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开放的社会是一个多孔性的、人与物皆可以自由流动的社会。与此相反,封闭社会则是管子的“一孔治天下”。利出一孔,就意味着其他孔都被填塞,民众就像埋在地底的煤矿工人,只能仰君王的鼻息以逃生;意味着臣民只能吃君王的“君饷”,上帝国的战车,为帝国效力,“长恨此生非我有”了。一旦得了点好处,便会以其“人质爱上绑匪”的虐恋,再次“皇恩浩荡”一番。而信了“一孔教”的帝王之所谓“以天下为己任”亦不过是“以天下为己用”。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曾经转引托洛斯基的如是说:“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在此意义上,利出一孔便是通往奴役之孔。
    从理论上说,相较“普天之下,莫非国土”而言,“普天之下,莫非国土”是一种进步。然而,应该看到的是,无论在国王至上的君主时期,还是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时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与“普天之下,莫非国土”所代表了是土地占有的两个极端形式。前者,君王垄断一切,天下归一个人所有,臣民实际上是一无所有。至于后者,在国家垄断一切、政府包办一切的时期,土地名义上一切都属于人民,但是,由于人民是一个虚拟的主体,“人民不是人”,从产权上说,属于任何人的东西也意味着不属于任何具体的个人。其结果难免是纷争四起。
    关于这一点,除了西方理论家有“公有地悲剧”,中国古人同样有“兔死谁手”的寓言:一百人追赶野兔,并不是因为这只兔子可以供百人分,而是因为人人都想捕为己有,因为这只兔子权属未定;而到了兔市,谁也不能随便拿,正是因为其确定了权属。或许这才是近年来中国“国土”严重流失的原因所在。
    历史是一种增量的累积,对于一个转型期的国家来说,权利亦如是。打破政府对土地垄断,明确地权,还土于民,也是在既有权利基础上增加一种权利。然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一厢情愿地认为农民没有能力妥善处置自己的财产?杞人忧天是担心天塌下来,“杞人忧地”担心的则是农民目光短浅,不会算计自己的利益,不会打理自己的人生,从而导致大地沦陷,葬送了中国的大好前程。
    不难发现,认为农民不配拥有地权的人与那些认为中国人当下不配享有民主权利的理由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前者指向的是经济权利,而后者指向的是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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