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薛涌到熊培云

Publié le par XIONG Peiyun

    感谢转来这篇文章的朋友,
也感谢文章的作者。如其所述,
真正的写作者当在“优质的增量”
与“无谓的堆叠”间抉择与自省。
——思想国按

    因常读《南风窗》,我先后爱上了薛涌和熊培云的文章。
    大概是两三年前吧,在《南风窗》上,隔三差五就能看到薛涌“发自纽黑文”的文章。那时,我视“薛涌”二字为一个文章的品牌,几乎不放过所能找到的他写的任何文字。那两年,薛先生在《南方周末》也发了不少文章。我不但将那些文章都读了,而且将其中的十之八九剪了下来,放在一个标签为“薛涌专栏”的大信封里,当作学习的资料。
    平心而论,薛氏文章的语言并无特色(尽管薛先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科班出身),它们吸引我的,是里面的观点。或者说,是因为薛先生学贯中西的视野,成就了他的文章;他的《右翼帝国的生成》、《直话直说的政治》,无一不是以政治上的“异国情调”为卖点。可以说,离开了对东西方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乃至碰撞的分析,他的文章将魅力大减、毫无“姿色”。
    众所周知,但凡议论文,无非就是要向读者“推销”自己的观点,乃至影响读者的看法;而要达此目的,方法不外乎摆事实、说道理。只有基于事实上的道理,才是令人信服的。就前两年的文章而言,薛先生还能稳扎稳打,表现不俗。当然,其中也有一些败笔,例如,发表于2004年7月22日《南方周末》“视点”版中的《什么是蒙昧?》一文,薛先生在文末居然用了“亨廷顿算老几”这样唐突的字眼,实在令我大惊失色、莫名惊诧。本人无意为亨廷顿辩护什么,只是觉得,辩论的方法不应是这样的,倘若你不同意他的观点,你就应该就事论事地用论据反驳他,说他“算老几”毫无用处,骂他是“混蛋”也没有用处。这些字眼在议论文中是典型的废话,既说服不了对方,也说服不了读者,反而让读者觉得作者有点理屈词穷,有点慌不择言,有点恼羞成怒,甚至有点人身攻击的意味。这种情况是理应避免的。
    最糟糕的是,我觉得,薛涌先生的文章,从整体上看,已经一年不如一年,仅能偶尔看到令人眼前一亮的佳作。是不是由于向他约稿的媒体太多了,他已疲于应付,但又不好推辞,于是只好不自觉地粗制滥造?
    上面说过,评论性、政论性的文章,卖的就是观点,只要观点新鲜、视觉独特,即使语言平淡无奇,结构松垮凌乱,也值得一读。但要是文章语病连连,读起来就难免诘屈聱牙,甚至不知所云。举例说,薛涌先生在2007年6月9日的《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一篇标题为“21世纪的中国应是法学家时代”的文章。总觉得,这个标题就语法不通——有“中国是时代”这种说法吗?而且,该文第一句是“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来说,20世纪末中国的改革,是一个经济学家的时代”,这又犯了同样的语法错误——能说“改革”是“时代”吗?真不知薛先生为何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难道是我弄错了,是因为我的语文知识陈旧落伍,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适应不了现在的网络语言?难道是因为现在的中文已不再认为这样的表达是欠妥的?或者是因为北大的中文教育与其他地方的语文教育不一样?反正,从我所受的有限的中文教育看,“国家”是不能称为“时代”的,“改革”也不能称为“时代”,就像一支笔、一头牛、一辆车、一座厕所不能称为“时代”一样。如果非要将“中国”与“时代”糅在一起造句,就应该说“中国在21世纪将进入法学家时代”。
    天呀,薛先生居然能如此“落落大方”、如此毫无察觉地写出这样的病句,我心目中的“偶像”几乎要坍塌了。
    莫非,薛先生也有“著作等身”的情结和抱负,所以才如此粗制滥造?其实大可不必。因为,无论如何,薛先生也是大学教授,即使说不上“功成名就”,也肯定“衣食无忧”了,没必要为了稿费或发稿量而粗制滥造、自砸招牌。再说,我记得中国大陆的知名专栏作家连岳说过,所谓“著作等身”,是武大郎的追求(大意)。这话说得是很经典的,值得所有有“作文欲”的人士深思。
    说了薛涌,我要简单说说熊培云,因为现在我更喜欢熊的文章。
    熊培云是《南风窗》的驻欧洲记者,曾留学法国巴黎,同样也有学贯中西的视野。他的政治、文化评论文章,旁征博引、娓娓道来、不急不缓,观点鲜明而不偏激,用词理性而不失华彩,让读者的大脑在得到锻炼的同时,已不知不觉被他的观点感染。他的文章不像一般的评论文章那样摆着一副严肃的脸孔,而是语言活泼、句式多变,活用典故和比喻,让人在醍醐灌顶之际亦能会心一笑,例如《从猢狲怎样到公民?》(载《南方都市报》2007.01.01),就是这样的佳作。
    人们总结他的文章特点是“进步、自由、宽容”。信然!像《虽自由无以言说》(载《南风窗》2005.07上)这样的好文章,没有深厚的西方文化底蕴,特别是没有对自由与民主之间互动关系的洞悉,是写不出来的。还有像《谁是新青年》(载《南风窗》2005.09下)、《人人生龙活虎,国家才有希望》(载《南风窗》2006.05下)、《社会如何杀人》(载《南风窗》2006.09上)等文章,都是值得细读的美文。
    熊氏的文章已结集为《思想国》出版,通过它,就能大概理清熊氏的思想脉络。
    随着声名的鹊起,熊氏的大作已走出他供职的《南风窗》,在《南方周末》、《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频频露面,这既可喜可贺,亦令我担忧——我担忧的是,他会否也像某些作家一样,文章数量越多,质量越差?毕竟人的精力有限,每天为数个媒体写稿,能不粗制滥造、应付了事?
    熊先生素来主张追求“历史的增量”。所言甚是!只是,熊氏文章的“存量”已相当可观了,即使努力去追求“增量”,亦应追求“优质的增量”,而非平庸产品的无谓堆叠。
    不自觉地“自砸招牌”,值得每一位写作者留意。
    但愿熊氏的佳作越堆越高。  2007-06-10

Publié dans Notes 思想国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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