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七年,我的文字心灵

Publié le par XIONG Peiyun

  ——给我的媒体同行及留学生朋友
    

熊培云

  上帝热爱人类,让有理想的人分散在四方。
  《日报七年》是我在出国前后陆续寄给几位媒体朋友的信,解释我所以离开工作了七年的报社。事后我知道,朋友们多是流着泪读完的。由于这是旧年的心迹,一直不愿公开。然而,朋友们的话也时常让我动摇,因为这封信“让有理想的人不孤单”。
  藉此文,我想对过去或将来的朋友们说,无论我们怎样天各一方,忙于生计或苦闷于这个时代的“笼恩”,相信在每个人心底,都有一种可以被唤起的力量,它蓬勃向上,必将超越人际的一切无奈与磨难,引领我们走向幸福与自由。
  
  * * *
  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对我来说,这种哲学只能写在书上。生命中有不可承受之轻,也有不可承受之重。总是向往着诗意栖居,而内心却无法逃避生活与人生或轻或重的逼迫。
  
  自南开读书始,留学是梦,但一直未能成行。浅显的道理是,贫穷妨碍成长,读过我《祖母坟》一文的人会明白,我为家境担负和即将担负多少责任。毕业后直接分到日报,几年辛苦,告别了拮据的生活,关于这一点,我一直感恩在心。
  
  1995年毕业,我放弃了法律。选择报纸是我文字工作的开始,我想我的一生注定要交付给文字。我相信,我的文字里有纯洁的力量。在这方面,我对自己是极度苛刻,但它同样是真诚的,我不想作妄言、言之无物,也不会说什么阳奉阴违的话。在报社的新闻策划案中,我提出“每一个字都可读”的要求并非是头脑发热,因为我从不认为报纸新闻与评论只有一天的生命。站在时间的维度,新闻记者其实就是史官,他必须对他的文字负责。应该说,开篇《我们走遍大地山川》寄托了我所有的新闻激情:
  
  “所有的新闻,都是人的新闻,所有的事件,都是人的事件,我们追求真实与亲历,洗尽铅华与浮华,让每一个字都可读。我们记录的每条新闻,都透着一个时代特有的悲喜与从容、傲慢与偏见。我们也将记录下您对生活的无比热爱以及每一颗与您一样平凡而高贵、直面挫折的勇敢的心。”
  
  我相信我的文字心灵。一九九八年我曾在网上发了些帖子,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呵护;写在报上的评论,许多被境内外媒体转载;发表在《南风窗》上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引来纽约媒体的采访。虽然我的评论专栏因曲折抗议北京学校当局驱逐学者而被叫停并处以罚款,那是因为我高估了秩序人员的心理承受能力。与此同时,这一切也逼迫我攀援更高的智慧,而不停留于“广泛涉猎”或不满——作文泄愤浇灌块垒的年少轻狂已与我无关。
  
  这些年,我读了些书,学了些杂志,看了些电影,也思考了些问题。对于我来说,求知、写作以及朋友间的共同成长胜于献身金钱与权谋。书到用时方恨少。有时看看《财经》杂志上的评论员文章,我就难免会责备自己是块镀铜的石头。并不是因为现在经济是显学就去凑热闹,谁也不能否认,整个社会史,其实也是部经济史。谁也不能像圣·埃克絮佩里笔底的小王子一样,只在自己的星球上种一朵花,打扫完火山口后便可以到处旅行而无需任何交换。直到现在,我常后悔南开读史时,辅修法律而无经济。于“媒体政治”而言,法律时常停留于技术层面,而经济却是贯穿始终、似乎更接近本质,可以受益终身的。譬如说老虎为什么快杀光了,透过经济学,我清楚这不过是“共有地悲剧”的上演,思考这类问题就不能只停留人文的悲怆、对猎手的道义谴责上。同样的道理,近西学可以为我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思路,它不是局限于某个专业。
  
  “有思想的人都很寂寞,好在有书可读”。有书可读是件欣慰的事。我常记萨特写在《词语》里的那句话,也是我面对签证官讲得最熟练的一句话:
  J'ai commencé ma vie comme je la finirai sans doute : au milieu des livres.(我在书中结束我的生命,也将在书中开始我的生命。)
  
  有人说我恃才傲物,其实就像凡高描述的那样,人们走过旷野,只看见远处的浓烟,却忽略了那下面是熊熊烈火。我相信很多时候我这样被人误读了。我渴望做约翰·克利斯朵夫,同时也会是那位追赶克利斯朵夫宁愿死在庄稼地里的老头。在心底我是无比谦虚甚至虔诚的,对智慧更怀敬仰之心。这也是我所以一度陶醉于读经济后悔这些年所涉人文知识离科学太远的缘故。几年来,在读书方面,我已经趋于理性,更想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一点既是受胡适的影响,也来自唐德刚对胡适的批评。唐德刚强调了经济对于人文研究的重要性。在这个启发下,我书架上除了《读书》外,还有全部的《经济学家茶座》。前者已经偏于知识分子的自我陶醉,而不是解决问题,所以我更倾心于后者。坐在南开大学的主席台的地板上听张五常开讲座,既是学习,更是一种态度。
  
  以上是我之所以想出国学习的最根本动机,而不是移民、过日子,到外国旗下宣誓。有了这个想法,我才会坚决得有些残忍,抛舍家园。这些年来,我从不畏惧吃苦,我的信念是,只要我能自由写作,一切痛苦都将在未来得到补偿。
  
  事实上,今年上半年,我一直在犹豫 “是出国还是下乡?”中国的这次大搬迁(城市化),有许多东西可以记录,通过细致的田野调查必然会写出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样的作品。但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出国,期望心智上更成熟些。而且,近几年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我没少关注,但更有意思的是我发现新左派如甘阳、汪晖等大多数是留学归来的,大谈自由主义的却都是本土博士。汪晖们在异国他乡到底读到了什么,他们的学术是不是真诚的,的确是我想知道的。我相信眼睛比耳朵更接近真理。至于下乡,将来回来也可以做,而且只会做得更好。
  
  我相信2002年是我在新闻与政治上较成熟的一年。关于陆学艺先生的采访最后拿到《南风窗》上刊发实在是迫不得已,细分中国改革历程与进程,对阶层分析绝对是顺应时势的,是积极的,稿件本身也是理性的。风雨兼程、去日苦多,我对本报拒发此稿是理解的。随后我给了《南风窗》的秦朔先生和《经济观察报》的朋友,结果两处都同意刊发,而且秦朔同意分两次发一万字。只是在其后的稿件刊发中,我要求秦朔在文底注明我仍在为报社工作,当时报社有不少人说我跳槽到了《南风窗》。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秦朔对我有知遇之恩。
  
  我说我在“媒体政治”上成熟起来,也让我在做新闻时快乐起来了。关于这一点,我在《在新闻上经营一座城市》一文中有详细的描述。人是只容易被文化改变的动物,对于我来说更是如此。
  
  工作的这几年,我在家看了许多电影,它们陆陆续续楔进了我日渐宽容与理性的思想空间,成为将来回顾我心路历程不可或缺的一页。我曾对穆斯林有很大的偏见,但在无意中看了些伊朗电影后便改变了看法。比如《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小鞋子》、《芝麻开门》、《水缸》、《樱桃的滋味》、《黑板》等等。你很难想像在世界那么荒凉的地方竟然有人拍出如此干净的电影。它直指心灵、或舒或疾的震撼可以让好莱坞的大片以及欧洲所谓的艺术影片的导演们无地自容。每种文化都会有或这或那的缺点,但它同样也会有闪光的一面。又比如说,当我看了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后,我就不会在重看意大利的写实主义影片《偷自行车的人》时骂中国导演没有良心。显然,中国已经过了用肠胃蠕动代替大脑思考的时代了。有这些理由,对未来的中国,我满怀信心。
  
  就像我在《在新闻上经营一座城市》所表述的,《天使爱美丽》影响了我的新闻判断。导演Jean-Pierre Jeunet有很好的解释。Jeunet在谈到为什么拍摄《爱美丽》这部片时说, “有一天,我回忆起我以往的作品,感觉到它们不是过于黑暗,就是充斥过多的暴力,我今年已经46岁了,却没有拍过一部善良的电影,我对自己很失望,所以我想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能有一部真正给观众带来快乐和感动的电影,能令他们在电影院里为这部电影欢声大笑,能让他们感觉这个世界还有梦想和希望存在。”它给我的启示是,除了维护社会正义与新闻正义,揭批丑恶,新闻也应该把云层上的阳光给读者,把苦难外的温暖给读者,把困顿中的希望给读者。
  
  我的震动同样来自年初某期《南风窗》杂志,它做了一个“新新中国”的专题,其中包括“新法制”、“新公民”、“新乡土”、“新视野”、“新政治”,将一个需要改良的中国做得淋漓尽致,它不仅做到了“总有一种激动让我泪流满面”,也做到“总有一种希望让我泪流满面”。
  
  我不得不检讨,在我忧心忡忡写稿编报的七年岁月里,有个金贵的东西被我忽略了。
  
  今年五月份,我接到电话,说该去签证了,我已经错过了四五次入学机会,这时我还在犹豫。直到六月份得知签证通过,我已出奇平静。所有的秩序都要打破了,想着过去的七年和将来的无尽岁月,想着早孕的妻子和父辈的责任,颇有点太史公当年“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的味道。
  
  我部里有个记者,终于在等来我拿到了签证的消息后选择 “投奔斯巴达人”去了,《南方周末》(好多自称是“雅典公民”的南方周末记者“用脚表决”跑了,这一点此时已在网上打成一窝粥)。我相信近一年来我们的相处是诚恳的。我很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在做新闻上我给了他许多无私的帮助,我也为他在等待我的几个月里深感内疚。他是一个很好的记者,他也是为数不多听从我的劝告继续读书并能在我家借书读的人。在我带过的记者与编辑中,大概只有他真正明白我握着一份报纸或杂志时的激动,明白我所说的“深度”及“好杂志视野辽阔”的深刻含义。所以当我在《财经》杂志上看到《中国农村税赋之变》的巨幅扬场上的照片时,会想起给他打电话,让他分享某张图片“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气魄,与他同讲“黄宗羲定律”,讲新闻正义与爱心的区别。我相信我的知识是新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的愿望是与我一起做份政经杂志或“大新闻”,平素我们说得最多的是“共同成长”,但现在他只有选择离开。在他希望我留下来的日子里,我只能对他说,眼下在《南方周末》做是个机会,《南方周末》也需要转型,它必须找到改良社会的方法,而不能停留在批评上。就像近期《一位副省长的政绩观》的稿子一样,相信许多读者都看厌了,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谁还愿读下去?它就不如拿《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第二个陈景润?》或《市长民意调查》做头条更好些。
  
  其实,眼下《南方周末》走下坡路是正常的,一方面中国政府渐渐走向理性务实,同时中国人更需要的也是理性,而不只是愤怒,更不需要龙应台所说的“都愤怒起来”。有时愤怒的报章无非是给读者痛苦的伤口上撒盐,理性的传媒更应知道如何包扎伤口。媒体必须担当启蒙的道义,而启蒙说到底是“要有光”。
  
  28日,我们告别了,他离开了工作了20个月的这家报社。临行前我们都显得很平静,我送他到了电梯口,然后独自坐在办公室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责、荒凉、空空荡荡。大概是十来分钟后,电话铃响了。电话那边是他哽噎的声音,他站在楼底哭泣。“熊老师,我就是想给你打电话。我围着大楼转了几圈,但实在是忍不住了,”他竟至号啕,“半个月后回来为你饯行……”
  
  两条汉子,内心如雨。我一生经历过许多泪水,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我以无助而自责的目光送走了一位刻骨铭心的朋友,他带着炽热的新闻理想,也带着痛彻内腑的忧伤离开了这栋大楼。在我即将赴法留学的这段荒凉日子里,那是一柱可以医治我幻灭的寂寞的心香。
  
  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两年以来,我渐渐开始我的人生转型,并终于选择了出走。对于将来探求智慧之旅,我无法寄托太多的奢望,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永远无法容忍自己的闲适与堕落,三十岁后,我仍将是个勤苦向上的人,我坚持一生只做一件事。
  
  自工作以后,境过时迁,心态平和,我已不似少年时,李敖的书自然看得很少了,但他早年的那首预言诗却依旧暖怀:
  
    因为我从来是那样/所以你以为我永远是那样/可是这一回你错了/我改变得令你难以想像。
  坏的终能变得好/弱的总会变得壮/谁能想到丑陋的一个蛹/却会变成翩翩的蝴蝶模样?
   一朵入夜的荷花/像一只归巢的宿鸟/或像一个隐居的老哲人/我消逝了我所有的锋芒与光亮。
  漆黑的隧道终会凿穿/千仞的高岗必被爬上/当百花凋谢的日子/我将归来开放!
  
  虽然我常失机缘,但我的成长与自我转型也是金不换的。我相信,我工作七年间的成长,远远大于我的大学以及身处乡村的流金岁月。我同样相信,未来我若有所为,也是和这几年的经历有关。
  2002年8月31日深夜
  
  
  附记:七年来与近一两月来,经历了太多风雨与波折,今天我把这篇已陈旧了的文章献给那些曾经和我一起走过与聊过的朋友们,我想说,无论我曾经在哪片土地上洒下泪水,我都是带着阳光离开的。在三十岁之前,我宽容了一切,也宽容了我自己,宽容了各色土地及深播其中生生不息的生命与力量。
  
   2002年10月31日于大西洋边
  
  
  又记:世事与心灵,沧海桑田。我在文中叙述的张五常先生,今已“藏之名山”,因为逃税失踪近两年。我的那位媒体挚友数月前因“《南方周末》被收容”同样做了被逼出走的雅典公民,辗转投身于另一家政经杂志。我就读于巴黎大学,兼做《南风窗》杂志驻欧洲记者,继续以孝悌之名,维持乡下赤贫父母兄弟的生计,代偿中国政府城乡分治的原罪。让我对留学犹豫不决的农民调查终因出国暂时放弃,国内已有《中国农民调查》,亦可欣慰。
  
  除了思想与儿女,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留在世间。今天,春暖花开,是个幸福的日子,我的女儿已经满周岁。隔着电话听她喊爸爸,一声声清脆的童声,响彻于万里之外的中国。
  
   2004年初于巴黎米哈博桥畔
  
  再记:近月来,当我回到国内,《南风窗》已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今晚,在北京大学的一个宣讲会上,我将《南风窗》的传统归结为四个关键词——责任、希望、新闻与思想。
  甘地说,善,以蜗牛的速度前行。愿所有参与书写时代命运的人,都心存希望。  
   2005年10月24夜于北京普度寺西巷

Publié dans Notes 思想国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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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ongpeiyun 06/11/2005 02:51

谢谢两位留言的朋友,谢谢这句话:
“我们的传媒也正挣扎在被喧嚣\浮躁\卑微淹没的边缘”

tianye 05/11/2005 21:32

希望你的思想终能在这片土地上结出真实可见的果实
这个国家太需要扎实的进步了
我们的传媒也正挣扎在被喧嚣\浮躁\卑微淹没的边缘

Ideefixe 02/11/2005 20:14

在这条艰辛的思想的道路上,希望你能坚持到底。许多的人在你的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