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动了我的《死亡笔记》？
熊培云/思想国
原载《南风窗》
在中小学生中流行许久的“死亡笔记”终遭封杀。从5月28日起，全国文化执法人员开展为期一周的查缴《死亡笔记》等恐怖类非法出版物的专项集中行动，以净化中小学校园文化环境。
5月25日，全国“扫黄打非”办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开展一次为期一周的查缴《死亡笔记》等恐怖类非法出版物专项行动，净化儿童出版物市场环境。目前，江苏、上海、河南、广西、新疆、福建、湖北、四川、重庆、广东等地文化执法人员均已查获大量《死亡笔记》，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中小学周边的相关店铺进行了拉网式清查。可以预料，在短时间内，它将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死亡笔记》：有关正义的传说
“死亡笔记”遭到了许多教育工作者和专家的口诛笔伐，令人疑惑的是，一本小小的《死亡笔记》及印刷的笔记本，怎么会有如此魔力？
《DEATH NOTE》（死亡笔记）是2003年12月开始在日本《少年Jump周刊》连载的心理悬疑漫画作品，至今累计发行近千万册。这部由小佃健创作的漫画在一些漫画迷中反响热烈。近两年被翻拍成同名电影，被许多中国“DN迷”所推崇。
夜神月是位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为人正直，希望所有罪犯都得到应有惩罚。然而，他目力所及的世界，并不如其所愿。当罪大恶极者可以通过法律内外的各种途径逍遥法外，他终于意识到法律的正义是有限的正义，并在绝望中扔掉了《六法全书》（日本收载现行主要法律的书籍）。就在这个时候，一本黑色封面的笔记本不约而至，闯进夜神月的生活，笔记本上赫然写着“DEATH NOTE”。“使用说明”告诉他只要名字被写在上面的人都会死。尽管不相信，夜神月还是在笔记上记下了在电视里看到的诱拐杀人犯的名字。没想到，第二天那个男人果然暴死在监狱里。一切似乎都应验了，如笔记本上所说，一个人名字被写上以后，会在40秒内因心脏麻痹而死。神奇的力量突如其来，夜神月断定自己将可以借助这本死亡笔记簿伸张人间的正义，实现平生理想——“我要用死亡笔记彻底改变这个世界！我要成为新世界之神！”
于是，凭着父亲是警察的便利，夜神月开始有计划地“笔杀”从警局档案室里查到的坏分子，以及些在电视新闻或者他在生活中遇到的为非作歹者。夜神月惊奇地发现，这个笔记簿不仅可以让人死亡，而且让他们按照自己预设的方式和步骤死亡。
中国人抱怨：“修桥补路瞎双眼，杀人放火子孙全”。作为罪恶的终结者，夜神月认为只要有了死亡笔记这个正义之簿，乾坤会在他的笔底倒转，因为“谁都不做坏事的话，世界就会向好地方发展！”。
出乎意料的是，在代替死神行刑若干次之后，权力给予这位中学生的迷醉显然远远高于他对正义追求的渴望。所谓“身怀利器，杀心自起”、“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为了与警察斗智斗勇，他不惜杀死了追查凶手的警员，甚至连自己的女友都不放过。故事由此展开，直到夜神月最后被逮捕归案。
以笔杀人，代行人间正义。《死亡笔记》更像是一部有关正义的传说。夜神月的扮演者藤原龙也曾经主演过以残酷著称的电影《大逃杀》，当被问到如果有这样一本死亡笔记会否像主人公那样使用时，藤原龙也的回答是干脆利落的“不”字。在他看来，夜神月所追求的是一种病态而过激的正义。
反乌托邦的《死亡笔记》
古往今来，人类在心灵上向往一个美好的世界。为实现它，人们将其诉诸理性，于是便有了琳琅满目的乌托邦实践。从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到善男信女眼里的天堂，从莫尔的乌有之乡到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个中悲喜，牵动整个人类历史。
美丽或者勇敢的新世界，究竟谁来缔造？理性时代的刺耳声音是，既然上帝只收礼不办事，不值得信赖与依靠，那么就不如让人类自己做上帝。如哲学家尼采所言：大家一起去做超人。不过，接下来的问题，当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拥有了近乎上帝的权力，可以清除人世间的所有“垃圾”，为世界做“排毒养颜”，他们又将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力？以及，如何避免文明的马车在暴戾的驱赶下翻转或如伏尔泰所警示的“人人手持心中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
二十世纪既是人类“真刀实枪”实践乌托邦最疯狂的世纪，同样是反思乌托邦最深刻的世纪。关于后者，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一九八四》，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所有这些反乌托邦作品，无不都是在理性与心灵层面让人类重新回到了大地，放眼一点一滴的改造。
沿着这根逻辑链条，如果我们能够以“权力批判”或“正义论”的角度来理解《死亡笔记》，就不难发现，《死亡笔记》不但不是荒诞不经的恐怖题材，反而是一部严肃的反乌托邦作品，意创笔随，足以令人深思。
权力用到极致，就是让一个人在肉体上消灭。如上所述，既然《死亡笔记》是部批判权力的电影，那么死亡便只是一种隐喻。事实上，世界电影史上的著名影片，许多便是与死亡有关。在《第七封印》这样的杰作里，死神更是从片头摇晃到片尾，甚至还会亲自跑去锯树，好让死期将至又自觉高人一等的演员从树上掉下来摔死。然而，真正看懂这部电影的人，谁又会认为这是一部摧折心灵的电影？
电影以声光传递思考，激发思考。对于观众或者读者而言，真正的折磨来自于那些炒得比中国人劝酒还热闹却又言之无物的影片。无论是《无极》演绎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还是《满城尽带黄金甲》中“两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中国的著名导演已经被软绵绵的馒头压迫得喘不过气来。
《死亡笔记》的“死亡通知”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思考罪与罚的严肃作品，却因为过度“流行”而在中国收到了一份“死亡通知”。在媒体跟进的相关报道中，《死亡笔记》被简化为：主人公从死神手中得到了一本《死亡笔记》，只要在上面写出某人的名字，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时间死去，就会让这个人在指定的时间内以指定的方式死亡。因为现在很多孩子没有宣泄压力的途径，因此书写《死亡笔记》成为他们追捧的一种心理减压、宣泄方式。
更有甚者，认为《死亡笔记》挑动学生“复仇”。《死亡笔记》因此变成了“巫毒娃娃”，变成了一个破坏和谐社会的诅咒的道具。文化执法部门则异口同声：“非法出版物”《死亡笔记》中包含了神秘主义、死亡、报复等诸多内容，这些黑色感情将对孩子幼小心灵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严重影响孩子的人格发育。未成年人看后会在心理上受到很大影响，从而走向颓废、死亡甚至报复，会产生不着边际的幻觉。
“这是孩子们承受过大压力的外在宣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尹韵公认为，我们的教育有些忽视了对学生排解压力的引导和关切。面对激烈的升学竞争拼命学习，遇到压力却没有合适的宣泄途径，因此很容易受到一些非积极宣泄方式的诱惑。北京市精神文明办公室未成年处副处长李建国表示，如想让“死亡笔记”乃至更多的不健康游戏销声匿迹，需要从两方面抓起，一方面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彻底切断这些不良物品的来源，另一方面更要逐渐改善学生受教育的环境。
据《海口晚报》报道，为响应上级有关部门的号召，海南省甚至组织播放“爱国主义影片”狙击毒害青少年的非法出版物《死亡笔记》。为大、中、小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电影文化大餐，掀起一个看爱国主义电影、抵制腐朽思想的高潮。
对于这场“搜巫运动”和一刀切式的管理，同样有许多人提出质疑——既然有关部门认为《死亡笔记》的封杀针对的只是未成年人，那么就应该建立起一种分级体制，保留成年人享用这些文化产品的权利。
“贞洁城堡”
问题似乎并不止于此。人们注意到，即使是在实施了电影分级制度的日本，《死亡笔记》的电影仍是G级，即大众级。该级别的电影内容可以被父母接受，影片没有裸体、性爱场面，吸毒和暴力场面非常少，对话也是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常接触到的。
同样是未成年人，为什么该片到了中国后竟然成了毒药，以至要通过“扫黄打非”的手段来制止？相关执法仿佛是从准备自杀的孩子手里抢夺药瓶子，究竟是中国孩子自寻短见、过于脆弱，还是中国大人过于敏感？
1973年，墨西哥著名导演奥图鲁·利普斯坦曾经拍过一部名为《贞洁堡垒》的电影。据说该片改编自墨西哥的一件真人真事。主人公加比雷尔·利玛靠着制售老鼠药为生，为了避免外面“肮脏世界”的污染，他纪律严明，从不让妻子和三个孩子走出家门半步。整整十八年，为了这个位于墨西哥市中心的“城堡”的“纯洁”，他甚至将三个孩子的名字分别改为“将来”、“乌托邦”和“意志”，以此表明他将包办孩子的精神、思想与未来。
显然，利玛将自己对外面世界的恐惧强加给了自己的孩子。这种例子很多，套用心理学上关于“恐怖症”的一些理论描述，在此我们不妨称之为“户外恐怖症”或“开放恐怖症”。前两年，有则关于“母爱”的新闻足以令人悲叹：哈尔滨一位叫姜滨蓝的母亲，因为害怕自己和女儿受到外面世界的污染与伤害，于是钉死房门足不出户，与女儿一起过了十五年与世隔绝的日子。在这个父母掌握了一切话语权的世界里，具体而言，就是父母用自己的经验没收孩子的经验，用自己的知觉代替孩子本可自主感知和理解这个世界的知觉。孩子因此不但失去了自己的大脑，而且只能作为大人肢体的延伸而存在。
当媒体大张旗鼓地宣称《死亡笔记》“入侵校园”，我们是否同样受到“文化恐怖症”的干扰？道听途说的恐怖、乱章取义的理解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纸风行的禁令，对于一个社会文化心理的形成来说，是否比《死亡笔记》更可怕？在贞洁程序启动之时，一方面，孩子被放进“贞洁堡垒”隔离，另一方面，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保护孩子时，实际上连大人的文化自由也给剥夺了。
如上所述，在政府包办文化与价值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未成年人。当政府以国民监护人和心灵导师出现，这个国家其实是永远是长不大的国家。因此，重新定位政府在文化生活中扮演怎样一种角色才显得尤其重要。比如，在家长与学校面前，政府如何做到不在教育事业中越俎代庖？我们在为孩子制造一个贞洁世界时，是否真的体认了孩子的感受？去年，有文化官员指责观众带着一种扭曲的心理在观看超女——然而，子非鱼，安知鱼之心理扭而且曲？
我们的时代，我们的黄非红
在样板戏流行的年代，全国文化一片“红”。此时的文化完全是政治文化。看情色或者风月电影只是少数人的特权，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电影拷贝会被装在一个印有“仅供处级以上干部观摩”字样的袋子里的原因所在。只是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的进步，解放身体或享受肉身的“幸福的黄色电影”才渐渐出现。甚至，肉体也一度被认为是“人类最本质的宗教”，是“人类精神的伟大神庙”。我们看到，在中国不少音像店里以性爱光盘为代表的“黄色娘子军”与革命岁月里的“红色娘子军”堆在一起兜售。加上一些所谓的“非法出版物”，整个柜台就是“黄·非·红”三重奏。
尽管这些文化用品外形杂乱，但从精神气质上来说，这种多样性使其更像是表达充分的文化或意见市场。在这个一日千里、信息爆炸的时代，政府代替或教导民众如何理解世界显然不如像预想中那样见效。早在几百年前，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一书中曾经这样写道：“我们如果不运用自己的思想，就好像用别人的眼来看，用别人的理解来了解世界。”洛克认为，人的脑子里有的一切观念，都是通过感官获得的。谁也不能直接给你关于“甜”或“红”的经验。你必须自己尝一尝，看一看。换言之，即使我们每个人都说自己看见的是“红色”，但是映射在各自脑海中的“红色”也未必一样。同样的道理，尽管在中国“黄”与“非”仍然处于被打击的状态，但是从人类理解的层面来说，“非”与“黄”在每个人心目中形成的意义并不相同。所谓“淫者见淫，智者见智”，意义更存在于每个理解者身上，而不完全在于被填鸭的文化之中。
相同的“黄非红”，不相同的理解。在一个意见表达充分的开放社会，“黄”、“非”、“红”都有自己的市场。如果我们将“红”比作政治正确，与之唱反调的“非”也并非没有市场。比如说在法国，像勒庞那样离经叛道、完离主流价值的言论，一样可以拿到《Rivarol》那样的极右翼小报上发表。同样，成人文化消费品也因为货真价实的分级不至于毒害未成年人。在法国的杂志店里，成人杂志通常都是放在杂志架的顶层，夫妻二人在自己家里看黄碟、开三级会议更不会遭遇风化警察的破门而入。不像在今日中国，电视里虽然不曾“黄黄不可终日”，但那望不断的性病广告，却如碧水般悠悠，不明就里的人以为整个国家都已性病缠身——“东亚病夫”是进口的侮辱，而“东亚性病夫”却是中国人自封的。
笔者曾经在法国大学城里居住，记得在宿舍楼的一楼大厅里，大概在中国人看《新闻联播》前后的黄金时段，各国学生会聚在一起看情景喜剧或木偶新闻剧。大概十点以后，会有一些成人节目。很奇怪的是，如果此时你去大厅里巡视，里面坐着的多半只有中国学生。当然，我们不能据此认为中国学生较法国学生更唐璜或更卡萨诺瓦一些。但是，中国学生表现得更“饥渴”却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种“饥渴”在相当程度上是文化意义上的，而不完全关乎性。
显而易见，对于一个国家文化心理的成长来说，真正有希望的事是让公民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中成长，而不是与外面“肮脏的世界”隔离。谈到为什么《死亡日记》在日本没有被封杀，我的一位旅日朋友是这样回答的：“在一个开放社会，政府真正的职责是获取选民的信任，保障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而不是代替社会进行文化生产，或者为了推销自己的文化而对其他文化进行管制。必要时它可以与社会一起对文化进行分类，但不会将它们从架子上撤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