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怎样炼不成的?

Publié le par XIONG Peiyun


熊培云思想国
《南方都市报》专栏

    民主是怎么炼不成的?通州区宋庄镇大兴庄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给出了点解释。在选举前一周,该村出现了公开叫卖选民证的热闹景象。谁能相信,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作为“权利图腾”的选票竟然像性病小广告一样曲折却又堂而皇之地爬上了电线杆。
    民主之花凋谢在电线杆上。按村民的说法,在当地选民证“跟股票一样,一天几个价”,最高的已经涨到600元。“股票说”无疑是荒诞的,但这种“荒诞”却为我们指出了问题严重在哪里。
    或许有人会说,这种两厢情愿的合谋“最大化”了双方利益,卖选票的村民急于兑现眼前的交易,而买选票的人则更倾向于将此视为长线投资。然而,稍有一点民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破坏选举的行为无异于将整个社会置身于巨大的危险之中。民主权利作为一项政治权利,既不可以被剥夺,也不可以转让。当选民证变成了可以自由买卖、随便转手的“股票”,当民主政治变成了受买票人操纵的黑市,所谓民主权利充其量只是一种“朝不保夕的权利”,在震荡中可能成为600元的“绩优股”,也可能变为“垃圾股”一文不值。背后的事实是,无论这个黑市有多么“繁荣”,民主因为民意被买卖早已“崩盘”。
    然而,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与买卖选民证相比,更为恶劣的是村干部“不说理由便将选民证拿走”。面对这种种发生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权利抢劫”,有村民提起粉笔杆子出来“反抗”,比如在家里的蓝色大门上写着三行字:“谁拿选民证,必须交600元,二话别说。”这或许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草根也最无奈的“钱权交易”。和通常理解不同的是,这里的“钱”更像是一种小恩小惠,而“权”则是公民权利。
    谈到村民为什么乐于出卖手中的选民证,有人轻而易举地找到“众所周知的原因”——农民“贪图小利”、“见识短浅”。然而,人毕竟是活在自己的经验世界中,如果我们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就不难发现,这个所谓的“原因”实际上只是另一个原因的结果——即我们的社会还没有让这些选民看到600元之外的“民主的好处”。换句话说,“民主不值600块”才是我们真正需要面对与思考的现状与困境。
    值得追问的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然而,为什么这些规定对于选民与买票者双方都没有形成有效的约束?
    法制形同虚设,民主也便掏空了意义。当村官及其随从可以百无禁忌、大摇大摆地跑到村民家中索要选民证,对于许多村民来说,他们对民主的信心便已经动摇。村民们私下里会认为即使不卖掉自己手中的选票,其他人也会这样做。在这场个人对抗“组织”的博弈中,结果必然是有钱有势的买票者笑到最后。
    显而易见,买票者的到场实际上已经启动了“选票垃圾化”的过程。既然民主变成了有钱人的买卖,既然选民倾向于认为手中的选票如同废纸,那么将一张“废纸”卖到600元也算是卖到了天价。从这方面说,村民跟风而上,做出叫卖选票的“短视”抉择,也并非没有内在的理性。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在有些地方选民宁可用一张选票换回几个鸡蛋的原因所在——在他们看来,这几个鸡蛋总比换个“民主的鸭蛋”要强。
    如何使民主成为公民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首先得让村民相信民主。如果选民认为手中的选票与自己的命运毫无关系,而投票也只是毫无意义的参与,那么选举就不会有一个乐观的前景。即使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渠道说服村民不主动叫卖自己的选票,也难免不遭遇“无人投票”的尴尬局面。
    印度生态学家安尼尔·阿加尔瓦在《再使村庄郁郁葱葱》中,雄辩地支持将自然资源交给村一级管理的思想。同理,将权利交给村民,让他们有机会为自己的现在与将来投上一票,也是为了让中国大地郁郁葱葱。然而,任何草木的生长都离不开一个大的环境与气候,如果不能在制度与文化上完成对民主的双重建设,不能给选民有关民主的信心,那么这种零敲碎打的民主就难免会变成“黑箱裹着红纸”的空洞的仪式。

Publié dans Chroniques 专栏

Commenter cet article

Ken 07/07/2007 16:34

我以为如今的中国在思想领域如果先有先秦诸子百家的争鸣,才有可能解除思想的桎梏而前行。制度和法都是末,是制好的成药。巫医也会制药,甚至也可医好人;便是同一剂药,医好此人未必能医好彼人,此时能医好人未必彼时亦能医好人。单单探求制度与法,是现在医院的做法,只知用药不会诊。启蒙是西药的方,在巫医盛行的社会,推行西医任重而道远,况且二把刀的蒙古大夫更不具备说服力;就现今社会的病,还要巫医西医一起大辩论,不仅要医身还要医心,且医心先于医身。

深夜一只猫 28/06/2007 14:15

 民无权利怎作主2007-06-28 17:19 Tag: 民主  一稿(有意见请尽快提!)今日见到个论版“民主是怎样炼不成的”谈到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在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大兴庄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上,不少村民为他们手上的选民证贴上600元的价码,“作为‘权利图腾’的选票竟然像性病小广告一样曲折却又堂而皇之地爬上了电线杆。”这令作者感到惋惜。对选民而言,选票只值600元,显然经过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量——除了这600元以外,选民已经无法从选票中得到任何好处,而600元的价格同时意味着那些希望得到选票的人,可以在为每一张选票支付600元之后,仍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农村的社会关系中,农民与村干部所掌握资源的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决定了,农民对村集体的人身依附和从属关系仍然存在。众所周知,人身依附关系是民主的大敌。农民是如何依附于村集体的呢?首先,自古以来,农民依附于土地所有者。解放后的土改政策一度让农民获得了土地的所有权,但随之而来的集体化、公社化运动,又让农民依附于事实上的土地所有者,村集体,或者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至今,这种依附关系部分地被打破,但仍然没有彻底瓦解。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农地的配置和流转是通过非市场机制实现的。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在土地要素流转的问题上,农民并非拥有完整权利的市场主体,土地要素流转 主要是通过集体组织动用行政力量进行调整。在村集体成为土地事实上的所有者的同时,农民对土地所有者人身依附这一古老定律再度起作用。在一个一切生产要素都集中在村集体名下的社会,农民手里并无确定的权利。倘若农民并无对自身权利的处置权,那么,他们又如何能从决定农村基层政权归属的选举政治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因此,选票只值600元,并非因为农民无法意识到自身的权利边界,而是因为农民的权利边界不清晰,他们所拥有的权利少得可怜,以至于谁来管理他们都一样。只要农民不能掌握他们的财产支配权。在他们与村集体的关系仍然处于人身依附关系时,无论谁做他们的村干部,只不过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差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