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公章·绿帽子

Publié le par XIONG Peiyun


绿帽子

熊培云/思想国
《南方都市报》专栏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政治学家哈里·波蒂(Harry Boyte)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后院革命》(The Backyard Revolution)。在这里,“后院”指的是生长“公民思维”与“公民权利”的家庭场院与邻里街区,而“后院革命”指的则是社区居民通过自组织把握自己生活的朴素革命,一场缔结公民共同体的新公民运动。
    二十年后,中国人也多在政治层面谈论“后院”,但是人们谈的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公民”,而是“起火”以及如何动用“道德灭火器”做好政治上的消防。
    2007年6月23日,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在重庆作党风廉政建设形势报告会,总结对官员的监督存在“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等问题,并称去年官员贪污受贿七成由家眷甚至情妇经手。舆论一时哗然。
    “都是女人惹的祸”。有人沿袭以往的经验给后院做卫生,认为那些搞“曲线救国”的行贿者长于迂回包抄打入后院,一旦官员“防火”意识薄弱,就难免功败垂成,引火上身。所谓一个廉洁的干部背后有一个“廉内助”,而一个贪官背后有一批“贪内助”,长期以来,在总结如何反腐败时人们总免不了要画出几张“夫人反腐”的路线图。比如,邀请一些官员的妻子参观监狱,或者让她们与“另一半”签订防腐协议。
    然而,在这个“成也后院,败也后院”的简约逻辑中,我们却吊诡地发现“问题转移了”——原本法律和制度层面要解决的问题,却变成了枕头上“妇吹夫随”的家庭伦理问题,变成了如何相夫教子的道德问题。我们曾经反对的万恶的“糖衣炮弹”,到今天原来多半是从“后院”里偷着运进来的。
    一些人以为,在这“两院制”的腐败格局中,似乎是后院首先禁不住院外的诱惑,最终导致前院沦陷;或者说后院对前院有否决权,可以做出献身腐败的终极决定,而前院只能举着公章惟命是从。然而,一个浅显的事实是,如果前院不“纵人放火”,后院又如何烧得起来?
    所以,我们宁愿相信有关“贪内助”的表述仍不过是传统的“红颜祸水论”的某种延续。显而易见的是,在这根贪腐链条中,真正起火的是不受约束、不被充分监督的权力,而不是代收贿赂的家眷或情妇——在更多时候,她们也不过是腐败官员的隐形钱包,或者说是腐败高速公路上的收款员。
    后院起火了,而且后院起火的八卦让大家都知道了,事已至此,有些腐败官员觉得自己挺无辜,很委屈,觉得自己原本是进步青年,却被“反动女人”拉下了水。可叹这些人不恨自己曾经一手遮天、无拘无束的权力,只知痛恨附庸其上的女人。如山东省供销社原党组书记矫智仁所抱怨:“我戴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我的妻子一半。”言下之意,自己是被老婆坑了。然而,如果官员不将公章带到自己卧室里招财进宝,官太太又如何能和行贿者“私通”?显然,这里的“后院起火”,不是官太太给官员戴绿帽子,而是官夫妇合谋给公章戴绿帽子,正是他们里应外合背叛了本应公正无私的公权力。
    谈到中共十六大以后推出的“巡视组”的作用,刘锡荣说,“巡抚的素质很重要。如果巡抚是海瑞,下面的人自然不敢造次,但如果是和珅,那就很难确保地方政府的清廉了。”此话不假。然而有目共睹的是,在官场上能像海瑞那样临死连棺材都买不起的官员毕竟是少数,当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约束,恐怕多数人还是要争当和珅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
    七成贪官后院起火使如何打造“阳光后院”再次被人们提起。然而,面对种种“前腐后继”的制度性腐败,眼下最紧要处显然是让阳光能够照耀到权力,让权力不被在黑暗中操弄。当权力不再被乌云笼罩,当乌云不再遮掩官家的后院,后院从来就是阳光的。从这方面说,若是现在需要一场中国式的“后院革命”,仍是要从规范权力而不是规范老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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