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思想国
《潇湘晨报》专栏
对“丈夫拒签字导致孕妇死亡”事件，11月29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员曹林的文章，指出虽然“无签字就不能手术”导致了孕妇的死亡，但这个制度本身并没有错。脱离事实本身的过度阐释，不仅对解决具体问题毫无助益，而且会加剧医患冲突，弱化社会的制度理性，使遵守制度的人无所适从。所以“不能丢掉制度理性，不分青红皂白把医院和制度推出来群殴。”
有趣的是，作者认为“特例就是特例，偏执就是偏执，失常就是失常，你无法用一种普遍标准去度量和对号入座地分析”，并由此得出“我们不仅只欣然接受制度良善的一面，有时也不得不承受制度刚性包含的点点弊端。”的结论。在我看来，这个逻辑已经近乎诡异。它似乎是在说，为了建立一个标准化的社会，我们便可以不假思索地将“特例”排除在外。
问题在于，如果特例不重要，“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有什么意义？如果特例不重要，英美法系岂不早就破产了？如果把现存制度不能救济的悲剧当作特例而忽略制度上的改进，那么改进制度的力量从哪里来？分别发生在法国的德雷弗斯案、美国的米兰达案和中国的孙志刚案与聂树斌案算不算“特例”？
相反，在我看来，越是特例，越要纠缠，越要不断地阐释。一个社会之所以可以获得进步，恰恰在于对特例穷尽阐释，并从中找出权利的共性与社会进步的钥匙。任何特例，都不过是社会生活与矛盾冲突的产物，都遵循着相同的法则，都不应该受到歧视。如果我们真的有心改良社会，更应该将难得一见的特例视为解剖现有制度设计的一个机会，而不是以特例之名，对其置之不理或无视其积极的意义。因为特例极端地放大了矛盾，各种平常不容易为人所见的利害关系才清楚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让我们看清深藏其中的制度与人心的纠结。
谁都知道，世界上并没有完美的制度，这是我们改造社会的前提。很多时候，完美甚至会与绝望暗通款曲。当一个制度被定义为完美的，那么生活在这个制度当中的人就有可能被这个制度所奴役。同样，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可以让一群人眼睁睁地看着另一个人死掉的“这个制度没有错”，就只能让新人加入到这个死亡序列中去。
当然，作者好像也没有肯定目前这个制度设计十全十美，并且承认它有“点点弊端”。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要阻拦人们对此“点点弊端”的阐释与批评？任何制度都不过是一个为人而设的工具，一个国家的宪法都可以修订，更别说是一则普通的法条。
在最新一期《南方周末》上我明确表明了自己对此制度设计的怀疑态度。具体到这一悲剧，我无意责备任何当事人，大家都很不幸。但是，无论公民“良心上的起义”，还是制度上的改进都是重要的。如果一种制度安排会让一株花在每个人都端着一盆水的情况下活活干死，那么这种制度安排就一定有其内在的缺陷。关于这一点，我想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性来进行判断，只凭直觉就可以了。
所以我说，继续阐释是有必要的，而且要深入下去，“过度”更无从谈起。就在昨天，因为我上面那篇文章，有位在欧洲工作的医生朋友给我来信说：“如果不正面面对问题，这种极端的悲剧可能不多见，但是类似的悲剧只会越来越多。因为有人居心叵测地将人们对医疗现状的不满情绪转嫁到了医生头上，加上媒体的乖巧偏见和无知客观上强化和助长了人们对医生误解和戒备、整个社会道德滑坡，使得一些以无知做掩体的贪婪也能够得到社会的支持，使得医生们个个在临床工作中如履薄冰如临大敌，结果就是医生与患者的双双承受苦痛。”我不知道这段话算不算是对制度弊端的“过度阐释”，但是我相信它是深刻的，我同样相信这个社会需要不断地听到来自各个方向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