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医农老先生是中国出版界的一面精神旗帜，其对生命的热忱与执着，对中国进步的反思与肩负，足以让她的许多时代同路人仰望。本期圆桌特转发许老与历史学家许倬云的一段书信往来，它既为我们见证了一个时代痛彻骨髓的忧虑，同样因为这种源于脏腑的关切，让所有后来者心怀希望。——思想国按
尊敬的倬云先生：您好！
承蒙信任，受命责编尊作《从历史看管理》。
回想十五年前，以《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一稿为缘，有幸与您结识。十几年来，在我心目中一直把您奉为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治学与为人的楷模。难忘您特殊的人生艰难路给我心灵的震撼！难忘该书末篇《我们生活的目标》一文在关于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关于天地人己关系、关于“创造生命的不朽”等诸多方面给予我的深刻启迪与教益。
可是，这几年，更多撞击我的心灵、令我沉重乃至“绝望”的，是您在此文中发出的“社会价值观堪虑”的预警！您指出：“在中国、在台湾、在全世界各处，生活意义本身又变成了一个大问号……每个个人都散失在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人群里……上面找不到祖宗，下面找不到子孙……我们花了八千年时间，最后回到了另一个丛林，丛林里的大树就是都市里的摩天大厦，狩猎的工具是金钱，过去用弓箭、今天用钞票打猎，猎取的对象是其他人类……”；基于此，您指出：“我们必须再一次出发，再一次开始……可是，问号变得更大了，而且没有发现答案”；您说：“我尝试要在一个很切身的阶段上去寻找我们的答案在哪里。”
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不知道您是否找到了这个答案！作为一位国际公认、卓有建树的史学家，您有一个广阔的人生舞台，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在美国、在世界，既眺望纷繁的现实，也着眼历史的深层。坦率说，我更急切期待于您给予指点的是：“人民”与“山河国土”的苦难何时了？我们的希望何在？
作为一个您的“同龄人”，我是1949年红旗插上“总统府”楼顶一周后，带着对腐败、独裁、黑暗的国民党统治的义愤与不满，在南京参军入伍的。就像30年代从国统区投奔延安的前辈们在“抢救运动”中纷纷“落马”乃至“丧生”……作为一个曾经的无比虔诚的“献身者”，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穿越了重重地狱之门后，才幡然省悟：希望在民间！在亿万芸芸众生自主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维权抗争！可是，举目望神州，他们面对的是什么？……倬云先生：话匣子打开，情难自已！走笔至此，复何言？我无言！！望先生有以教我。
谨问撰安！
许医农 谨上
15/7/05
医农宗长：
收到来信，甚多感慨！对于世事的殷切盼望终于落空！我们隔在两个世界。你的感伤是六十年来的大变化；我的感伤则是目睹曾寄厚望的“民主”两字，并且融化了我大半生奋斗的目标竟在台湾变了质，而近年来在美国（自从上次大选），也变了味。
我以为：人类社会正走到一个巨大转变的关口，两千多年来，中、印、西方，诸位先哲留下的普世价值正在崩解。这是另一次礼坏乐崩的时代：两千多年前，部落的分隔崩解了，释、孔及犹太先知们找到了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找到了“人”的个体的尊严与自立。吊诡者：在全球化的今日，在个人几乎已有自由的今日，我们人类却必须面对超强力的国家机关，正由一些个人，以公权力的名义操弄权柄以自肥。中国大陆如此，台湾与美国也如此！
我正在想：在科技挂帅的新文化到临时，我们还需重新界定“人”的价值，也须找到在贪欲（贪钱、贪权……）外，再肯定一些永恒常在的意义，也找到政治权力以外的组织方式……。这些都是经常盘据脑海的问题，但是我自问力量薄弱，正在寻找思想的出路，也在找一群人，共同找出方向。
拉杂及此，仍不能表达于万一！
祝好！
许倬云
Jul/18/2005
P.S：
短简中的题中之意未及展开，附《生命意义与终极关怀》一文，该文曾在中央大学“生命伦理与终极关怀”研讨会上宣读。
生命意义与终极关怀
生命的意义与终极关怀的所在，都是大题目，二者又有不可分割的关联，若能理解一端，另一端也就不言可喻了。最近，台湾自杀、他杀案件不少，患忧郁症者，更不论年龄性别，为数颇为不少。凡此现象，都与上述二项问题相关。至少对于生命意义不知何在，一旦人生旅途上遭逢挫折，即难免不知所措。甚至在过了一辈子例行的生活，朝九晚五，日久之后，不知劳碌一生目的何在，从此郁郁不能自解，更是在我们四周，时时可见其人。为此，我们不妨先就生命的课题，尝试寻索其可能展现的意义。
在人类几个主要的文明体系中，犹太／基督教的神学观点，人的生命是上帝特别的恩赐，上帝创造了人类，以管领世界万物。循这一观点，所谓生命的意义，这只是人类个体的生命；生命来自神恩，神所赋予的，人不能夺去。因此，基督教义不容许人的自杀行为。天主教会至今严禁堕胎，认为胚胎已是生命，不容别人剥夺这一幼小生命的生存权利。
印度次大陆的宗教信仰，视生命为轮回的主体，现世的躯壳，其实不过是生命暂时的寄体。于是，不但人有生命，众生都有生命，必予爱惜珍重。是以禁止杀生，耆尼教甚至谨防误伤了生命，举步必须避免踏到蚂蚁，覆盖口罩，也是为了避免呼吸之际，杀害了飞虻、蚊虫。印度文明的慈悲为怀，的确十分可佩！这一观念，当是认定生命流转不息，个体生死不过是无限长程之中的一个段落。于是此生无非暂时一瞬；相对而言，个体生命的意义，也未必十分重要了。
中国文化体系，尤其儒家，则尊重生生不绝的生机。生机者，生命存在的现象，生命开展的过程。不问生命来源，但问生命现象的存在，这是中国文化的现世性。鱼跃于澜，鸟飞戾天，是生机活泼；华枝春满、芳草连天是生机盎然。人的生命则应本乎天行健，自强不息。人生的开始，是顺其自然，死亡来临，又无非是宁静的安息。
现代科学的生命观念，则以再生为繁殖为其基本定义。大至生物种属的延绵，小至细胞分裂，均是生命现象。生命的最初，怎样由化学的合成一跃为生命？跨过这一关口的契机何在，今日生命科学还难以回答。这一悬题，若从基督教教义解释，还是可以请出上帝的恩典。生命的生生不息，从印度与中国的文化体系，都还可以设法阐释。然而，中国文化体系直接由人文着手，无法借重神力，则与现代生命科学接轨，可能最为平实。
让我们尝试从这一个角度切入：人之为人，尤其明理，亦即有慎思明辨的能力。借用笛卡儿的说法，我思故我存。“我”具有思辨的能力，即用正在进行思辨而确定“我”的存在。由“我”的存在投射于其所见所闻，则四周宇宙万物，也都真实的存在，于是宇宙即在“我”的“理”中。由宇宙返照，则“我”在宇宙之中，也有了定位。其它的“人”，都在宇宙之中，推己及人，其它的“人”也都是存在的、个别的“我”。这些“我”，分而言之，均是他人，合而言之，则还是许多与“我”同类的“我”。“我”与“我”之间，其实既是同，又是异，就其“异”言，天下无相同的人，自其“同”言，天下无非同类，毕同毕异，可以开出个人的自主，也可开出天下的大同。
物以类聚，方以群分。自古以来，人类社会经常分隔为不同的群体，家族、国家、民族、阶级、种姓、教派……不一而足。对于个人的“小我”，这些群体都是“大我”，为了聚合力量，与别的群体，“大我”会要求“小我”效忠，“小我”会为了“大我”牺牲。于是，回教教徒不断圣战，而与当时的敌人同归于尽；日本人为了获取生存资源，在大东亚共荣圈的名义，无数日本青年埋骨异域，日本也屠杀了数千万中国人、菲律宾人与马来人。世界各国的历史，其实，都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纪录。举目人群历史，我们找不到未沾过血腥的群体。为了自己的大我，人类不把别群当人！人类生命，伤于人类手中，这多于死在兽物。
然而，凡此群体，又不是永远的分割。春秋战国时代吴越相仇，不共戴天，今日江浙已难分彼此。法德两国，屡次战争，结仇数百年，今日两国为欧盟的骨干。台湾移民史上各类械斗，泉漳彼此相杀，今日谁能分辨两者的区别？明日之视今日，正如今之视昔，李登辉等人煽动两岸仇恨，数十年后的台湾青年，将不能理解这些人所持的理由。佛陀一生，不是为了世间的事业，他的故国，正在抵抗强敌的侵略时，他以王子身分，不赴国难，因为国与国相攻伐，“春秋无义战”，一切杀戮无非为一些少数人士的权与利，不符合佛陀“能仁”（慈悲）的胸怀。佛陀悟道，指明四谛之苦，其实还是从思辨功夫中得来。
人生的终极关怀，并非仅是“天问”上的一连串问题。人生一世，不外成全自己是一个“人”。人从思辨为始，认识自己，人也以思辨为终，造就自己。
人生的事业，不论事业大小，都当以由“仁”（人的本性）。在全力做到能称为“义”的事之后，人成全了自己凡是“人”的要求，所以，文天祥的绝命辞，“惟其义尽，所以仁至”；他在那一刻，才敢说自己做“人”的功夫完成了。曾子易篑之际，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松懈，以致做了不该做的事。孔子负杖逍遥，应是在反省一生的修行。苏格拉底从容饮下药酒，从容睡去，其行为也不逊于孔子的宁静归去。
耶稣受难，在最后一刻，他说“成了”，我想，他不是意指殉教的事“成了”，而是走完了自己一生修行的道路。饮下那一杯苦酒，他知道已无遗憾。人的生命，应有思辨而异于禽兽，得以自臻文明；人的关怀，也在于以思辨成全其“人”的自觉。敝见于此，以请教于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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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著名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名誉教授；在中国上古史、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精深，卓有建树。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先后被聘任为香港中文大学、夏威夷大学、杜克大学、南京大学讲座教授；1980年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
许医农，资深编辑，因编辑出版“传统与变革丛书”、《山坳上的中国》、《长江，长江》、“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宪政译丛”、“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等上百种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受到业界和学界的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