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之死，姗姗来迟

 

 雷天/作者惠寄思想国

        巴金终于死了。
        上周六，也就是10月15日，我邀请一位媒体的文化编辑周日出去淘碟，结果他告诉我如果巴金周日不死，他就可以和我一起出去，否则不行，因为要做版。
        从我进入文化媒体行业开始，我就记得巴金的死就一直让许多媒体记者所牵挂，在一个文化匮乏的年代，文化新闻经常指望着老文化人的死亡来撑点版面，在屈指可数的著名老文化人中，年过百岁的巴金无疑牵动着广大媒体记者的心——每一次的病危都会让诸多记者进行自发却无意义的集合。这次，巴金终于死了。久已准备好的版面和一直隐忍未发的悼文终于可以派上用场，而与巴金有关的书又可以借机重新出版，大家都舒了一口长气。
         其实，巴金早就死了，从他没法继续他的《随想录》开始。往后的日子只能说是生不如死——给他所在的华东医院增加点名人效应和经济效益，另外让社会贤达、文化名流以朝拜的形式表表姿态。据说巴金曾向其家人要求过安乐死，但没有被满足。对于像巴金这样一位以写作和思考为生命的敏感作家，如果这两者都不能继续，活着实在没有意义。这样的苟活不同于文革时期受非人压迫的日子，因为那时候还可以像余华《活着》中的富贵，可以对未来抱一点憧憬活下去。而不能思考不能写作，只能躺在病榻上受人摆布，活着干嘛？所以巴金百岁生日之时曾慨叹，“我是为别人活着……”。这个“为别人活着”的意思并非是说要为别人做点什么事情而活着，而是在面对充满“爱”与“敬意”的隐形强制行为之下（家人、朋友、医护人员、大众），在“别人的意愿”中活着。
        如果一个人过到连自由地去死都没法做到——估计在日夜看护的情况下，巴金自己拔氧气管都不大可能，那真是庄子所言“寿则多辱”。
        不过，对于一个要“让我的心长久燃烧，一直到还清我的欠债”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来说，生不如死的巴金应该多少还残存一点看到建立“文革纪念馆”的希望。这是巴金晚年最大的愿望，而对文革的反思几乎构成了他晚年的全部思考活动。受赫尔岑《往事与随想》影响而撰写的《随想录》也是他本人最为看重的作品。但对赫尔岑的理解，巴金似乎停滞在对暴政的控诉之下，赫尔岑对“个人自由”的深度分析和对因“理想”而导致罪孽的反省（见伯林《俄国思想家》之“赫尔岑与巴枯宁论自由”），巴金似乎并没有引起多大警醒——“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19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的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 
        事实上，这本“讲真话的书”《随想录》，已经被学者张志扬先生从现象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比较中肯地分析为“或许巴金的喊叫能惊醒人们思考，但它还不是思考本身”，“与20世纪同步的巴金，一生只说了一句话：‘封建吃人’”。（见张志扬《创伤记忆》之“巴金的‘真话纪念碑’”）照张志扬先生的说法，巴金的提问模式——“一个普通人凭什么整人以至于死而心安理得？”、“一个知识分子凭什么剥夺他人知识或思想以至于无知无思而心安理得？”这样的提问方式已经隐含了对问题的解答。 
        换句话说，作家巴金被清理过的思维模式已经局限了他“随想”的深度（也许这种思维模式在写作期望通过社会革命反抗“封建主义”的《家》的时候已经成型）。即使巴金能活着继续“随想”，他也很难走出思维的困境，很难将对文革、对历史和政治的反思进一步推进。 
        而且对文革反思的单纯文字记录并不能像当年的《家》那样打动千万青年的心，整个时代在遗忘中前行。“文革纪念馆”是巴金的一块心病，但是，对于一个对历史缺乏记忆和反省的民族来说，有了“文革纪念馆”又如何呢？ 
        我反倒怀念以《家》鼓吹革命时的巴金，体现的思考虽然现在看来问题一大堆，但至少那时候他的意志勃发，对于一个不擅长思辨的作家来说——“我写作品是反映生活，作品里并没有什么哲学，我并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类的作家。”因历史而产生的思想包袱只能让其成为负重的骆驼，《随想录》的巴金沉重得只剩下“讲真话”，生命意志在控诉和内省中凋零。
        巴金终于艰难地死了，这个死亡对巴金来说姗姗来迟。也许热爱巴金的人都应该鼓盆而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