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思想国
《新京报》专栏
受助一年多，没有主动给资助者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一封信，更没有一句感谢的话，襄樊5名受助大学生的冷漠，逐渐让资助者寒心。8月中旬，襄樊市总工会、市女企业家协会联合举行的第九次“金秋助学”活动中，主办方宣布：5名贫困大学生被取消继续受助的资格。（据《楚天都市报》）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去年8月，襄樊市总工会与该市女企业家协会联合开展“金秋助学”活动，19位女企业家与22名贫困大学生结成帮扶对子，承诺4年内每人每年资助1000元至3000元不等。入学前，该市总工会给每位受助大学生及其家长发了一封信，希望他们抽空给资助者写封信，汇报一下学习生活情况。然而一年多来，部分受助大学生的表现令人失望。于是，这些女企业家们便有些出离地愤怒了。
看到上述“恩断义绝”的种种理由，我是有些惊讶的。更让我吃惊的是，新浪网的相关民意调查显示，有超过80%的网友认为贫困大学生应该为自己“受助不感恩”付出代价，而认为“既然主动资助别人，主观上就不应图回报”的比例只有8%。
然而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首先要确定的是争论的基础是否成立，即凭什么判断这些受助的学生不感恩？感恩是一种心理状态，显然我们不能凭着一两封物化了的感谢信来评价这些学生是否心存感恩，否则这也太低估了人类的精神情感了。换句话说，人是用心灵去感恩的，而不是皮肤。以是否书写了感谢信与汇报学习状况来推断出学生不知感恩，实质上是对学生精神世界的断章取义。
另一方面，如果捐赠必须附带一年写几封感谢信的义务，那么这个慈善活动其实从一开始便已经走调了。在此，我们必须分清现代慈善文化与中国传统的“报恩文化”的区别。中国人常讲的“知恩图报”，实际上包括“知恩”和“图报”两个部分。在我看来，所谓“报恩”，只是“报文化”的一种，后者还包括“报仇”、“一报还一报”等等。然而，从程序上讲，无论是报恩，还是报仇，它们都是封闭式的。诸如“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冤有头，债有主”、“投我以桃，报之以李”、“饮水思源”等等，无不见证“报文化”的背后是个封闭的情仇圈。
显然，与封闭的报恩文化相比，慈善却是开放的。这种区别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施恩者并不以“图报”为目的，所以慈善不像“报文化”那样具有交换性；其二，受恩者“图报”并非被动的指向原来的施恩者，因而具有开放性。简单说，如果受恩者在“报文化”中是被情义“奴役”的“报人”，那么在慈善文化中则是让情义自由流动的“社会人”。
从这方面说，弃捐事件引发的分歧本质上说是慈善与报文化的分歧。理解这种区别无疑是重要的。如果学生们认定女企业主的捐赠是一种慈善行为，那么就应该看到，他们并非只是代表自己和家人，而是以“社会人”的身份来接受女企业家的捐赠，他们所谓的图报，应该是回报社会，让情义像商业一样在不断的流转中创造财富，而不是急着偿还捐赠者的恩德，使感恩文化停留于“礼物交换”的原始阶段。
尽管慈善行为会使具体的个人受益，但是慈善首先是一种社会救济行为。所以，严格说，受赠者是作为社会人的学生，而不是某个具体的学生或卑微的家庭。在此意义上，让学生承受捐赠者所有的恩情并要求他现世现报（比如写感谢信）是不公平的。也正是这个原因，在国外的慈善活动中，通常都不提倡这种一对一的恩情救济，而是通过慈善组织来完成社会性的救助。
有人指责“受助大学生家长需要反省，受助大学生更应该深刻反思自己，反思自己对资助者、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基于以上理解，我却更能体会这些贫困学生所受到的伤害。事实上，这种捆绑了“感谢信义务”的捐赠从一开始更像是一次获取受赠者感恩红利的投资，一次交易，而非真正的慈善。中国有句古话，讲的是“贫者不受嗟来之食”。显然，要求贫者在吃完后写“食后感言”的捐赠同样缺少必要的善意。至于汇报学习状况更是一种过分的要求，因为即便学生接受了捐赠，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精神世界沦陷，失去自治的能力，必须向捐助者“招供”自己的隐私——如果他们认为这是隐私的话。
“人们不讲道理、思想荒谬、自我中心/不管怎样，总是要爱他们/……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被遗忘/不管怎样，总是要做善事……”在特里莎修女创办的加尔各答“儿童之家希舒·巴满”的墙上有这样一首诗。透过这起半途而废的捐助事件，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慈善事业与慈善文化有着怎样的捉襟见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报人”离“社会人”、“慈善人”还很远，离慈善文化还很远。与此缺失相对应的是“报文化”的继续流行。然而，隐藏在“报恩封闭圈”内的报恩机制，恰恰是最脆弱的。这种封闭性决定了无论捐赠者，还是受赠者，都像是在为情义单打独斗，所以稍有点风吹草动，各方都难免觉得自己委曲——看落日飘摇，人生多有不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