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思想国
《南方周末》方舟评论
为避免类似“黑砖窑”的事件再次发生，山西省政府近日正式出台了若干法规和制度文件，希望以“黑砖窑”事件为契机，加强农村地区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引人关注的是，省长于幼军还格外提到了互联网的影响力。
据称，在“黑砖窑”事件过程中于幼军一直高度关注网上的反应。“有一次，我起码打了十几个省厅和地市官员的电话，问他们‘有没有看网上？’，都说没有，都不重视网络。”由此，于幼军要求各部门高度重视互联网的民意表达，提高网络时代的快速反应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互联网不仅是一种认识真理的工具，同样是一种新的治理工具。从中央到地方，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在今年“两会”上，中央领导人希望网络能成为民众与中央沟通的平台，互联网将从学用、商用、民用走到政治生活前台，更加深刻影响中国社会。地方官员也在不同场合鼓吹学习、用好网络，“如果党政官员不愿、不会、不能利用网络和群众保持沟通的话，那可能就会变成现代社会的聋子和瞎子”。与此同时，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纷纷建立博客与公众交流。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互联网争取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官员遭遇网络批评也渐成常态。
互联网改变执政观念。执政党对互联网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网络时代中国政治进入一个新阶段。与此相关的背景是，截至2007年6月30日，中国网民达到1.62亿，仅次于美国的2.11亿。网民的政治参与，部分弥补了现实政治表达的“贫困”，日益影响着政治决策和高层思考。即使是那些曾经视互联网的为洪水猛兽的人也渐渐相信，与其把互联网视为挑战，不如顺势而为，使其变成可以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一次机遇。
所谓“互联网执政”不过是“新闻执政”的拓展。“新闻执政”（Governing with the news）的提法源于美国白宫发言人，它区别于传统政治传播中的“宣传统治”（Ruling by
propaganda）。不难发现，在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路途，中国同样经历着由“宣传统治”到“新闻执政”的转变。国务院新闻办的官员亦表示，中国政府应对新闻媒体的态度已由“媒体控制”、“媒体管理”过渡到现在的“媒体合作”。
政治是管理公共事务的艺术，善治的实现必然少不了公众的广泛参与。然而，在人们毫不吝惜地赞美互联网为中国正在形成的开放社会立约时，我们同样看到，互联网议政与互联网执政的过度繁荣，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其他治理途径的严重缺位。在中国网络更像是政治与社会表达的一个替代品或者集合器，它集街头运动、议会辩论、舆论监督与社会监督等于一身。它表面上热烈无比，却又有着杂烩一切的暧昧。作为博弈工具的互联网一次次见证了原本可以在法院解决的东西，却不得不首先经过一场场轰轰烈烈的“媒体审判”或者“互联网审判”才能推动；原本可以在日常行政中便可解决的东西，却要通过互联网上风起云涌的声讨“定止纷争”。
比如“厦门PX”事件，百位政协委员的提案被搁置一边，直到这一切被搬到互联网和手机上才渐渐引起重视；同样，山西黑窑案引起全国声讨之前，山西地方官员却像是生活在巨大的盲点之中。
事实上，网络牵动的执政回归也并不如人们想象中那般美好。我曾经说，通过媒体获得的权利只是“眼球权利”，并不像普世的权利。不可否认，互联网的繁荣不仅带来了“眼球经济”，同样带来了“眼球权利”。人们在维权受阻时往往会想到借助低门槛的网络“吸引眼球”，在完成媒体“议程设置”的同时也可能牵动政府“执政设置”。当网民闻风而动，记者随机跟进，当权利被反复强调，被侵权的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不幸的是，如克林顿的新闻班子会适时地把信息透漏给守在白宫外的记者，并将此视为“给野兽喂食”，在一个仍然存在着“普遍非正义”的社会，公众同样像渴望正义之肉的野兽，他们通常会在间歇性发作的正义声讨中“尝鲜即安”，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这也是许多争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能彻底解决的原因所在。显然，互联网上的拦轿喊冤和随之而来的互联网执政并不能实现人们期许的普遍正义，因为互联网并不足以支撑起一套行之有效、一以贯之的规则，不能消解制度上的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