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思想国
《新京报》专栏
为提倡国学，郑州市晋唐书画学校把自己印制的10万本《弟子规》，无偿赠送给市内小学，作为学生自律和书法选修课。赠书第一天，赠书方的张森校长面对要赠出的5000本书，虔诚跪下。面对众人惊异，张校长称自己是“对国学的下跪”，目的是希望国人从孩子开始振兴国学，与异域优秀文化百家争鸣。（据《郑州晚报》）
据说，张校长坚持推广国学10余年，由于历史中的“批林批孔”，国学一度沉沦，而一些外来文化以及近利文化“抢滩”国人思想，真正的国学一度没落。现在很多国人都认识到了国学的好处。“越是民族的越是国际的，我对国学下跪，是我要推广国学的决心和诚心。振兴国学必须从孩子们抓起，这正是我免费赠书的缘由。”
不知道这个“下跪”是不是民族的，我想即使是的话也不必推广到国际了。中国过往的历史里从来不缺婀娜的跪姿，然而，下跪所反映的更多只是一种“精神低度”，不值得炫耀。直到一百年前，草民还要在公堂下跪，每一次审判都像是“末日审判”，而公正仿佛也只是来自官府的可有可无的赏赐。
在这里，笔者并不怀疑徐校长对于“国学”所具有的某种“虔敬”之心，以及匡扶国学的诚恳。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下跪精神学”的角度来分析“跪接国学”的内涵。大概是一年前，面对此起彼伏的“下跪”新闻，我曾经撰文批评某些中国人“非下跪不足以抒情，非下跪不足以维权”。读了这个新闻，发现这个总结还不够全面。借这个机会补充一条——“非下跪不足以讲道理”。显然，张校长跪在尚未成年的孩子们面前不仅仅是一种“抒情方式”，既然“国学从娃娃抓起”，这里的下跪自然也是一种“讲道理”的方式，一种“在明明德”的方式。
更简单说，下跪有时是一种用膝盖代替嘴巴辩论的急中生智。就像中国酒宴上的酒鬼劝酒，不善于劝的人总是少了些花言巧语，于是一口闷了下去，只听“咕咚”一声，“我啥也不说了”，于是别人也只好啥也别说了。当众下跪有时候也是这样，那些想方设法劝谏别人听从或者跟随自己的人，同样只需“扑通”一声，同样只需“我啥也别说了”，最后别人也只好“啥也别说了”，自当他是对的——在这里，谁要是辩解或者反对，多少是有些残忍了。
眼下的“国学”比天气还热。记得王小波在《知识分子的不幸》里这样写道：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小波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年。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力。”
“国学”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由于中国文化出现认同危机，人们杜撰出了“国学”这个概念并试图加以拯救。然而，国学的内涵与外延也并不确定。和“关系”一样，“国学”是个中国特色十足的词汇。要想翻译得准确，大概只能直接译成“Guoxue”，然后加上各种注解了。
不过，在急功近利、人心浮躁的今天，“国学”二字更像是个可供连锁的名牌。国学的作用来自两方面，一是利于推销，“国字号”加“老字号”的学问，年代久远，好号召大家都来买，所以有了近乎天价的“国学培训班”；二是好保护自己，谁要是反对国学，谁就在“与国家作对”，与文化上的立国之本作对。如此一来，“国学”便成了可攻可守的学术坦克。做学问的人，一旦将自己的主张包装到“国学”里去，就算入编装甲部队了。近年来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之大呼小叫，有人听见热闹，有人听到荒凉，而我听到的则是国学装甲车的链条拖过大街。
与此相比，徐校长定然是要谦卑与诚恳一些。然而，我还是坚持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只可能通过知识寻求解放，而不是“通过国学寻求解放”，更不可以跪倒在国学面前等待国学的拯救。那样，我们活生生的人、知识的主人就真的被知识奴役了。而真正的学问，本也无所谓属于哪个国家或者民族，知识在人们获得的那一刻起就是属于全人类的。
每一个国家都应该珍惜自己的过去，然而下跪救不了国学。就像微软的Windows，产品好用不好用，还是全世界用户说了算，微软有今天的事业，盖茨没有下跪，他的营销团队也没有下跪。
如肯·威尔伯在《万物简史》一书中所说，“我们都想认可、尊重全世界过去文化里的许多重大成就，尽可能多地保留和吸取其智能。但不管如何，文明这辆列车在运行之中，从最初到现在，若是只看反光镜驾驶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事故。”所以我讲，一个人即使是开着一辆质地优良的“传统牌装甲车”，如果只顾在后视镜的指导下横冲直撞，而不随时往前看，同样不会有一个好的前程——等待他的显然只有危机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