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思想国
《南方都市报》专栏
最近，一场场公祭大典在中国许多地方鸣锣开场，从庆祝“中华母亲女娲诞辰”到“诸葛亮出山1800周年纪念”，从三皇五帝到三教九流，不一而足。据说，不少地方“曲线救祭”，把仓颉、司马迁、蔡伦、李白一个个摆上祭台；更有甚者，孤身回到史前——“元谋人”的故乡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搭起了“中国元谋东方人类祭祖台”，还有新造出的“和圣”——河南焦作民间隆重公祭“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诞辰2725周年。
笔者并不反对公祭。毕竟，大到整个人类小到一个国家，在其历史长河中总归是有些风物值得怀念的。否则，我们的人类或者国家岂不是做得太失败了。回想在极端的年代，“万般皆下品，唯有领袖高”，只有一个活着的偶像，其他的偶像都被赶到猪圈、牛栏里去的时候，那日子可真是糟糕透顶。从这方面说，从对三皇五帝的独家朝拜回到对普通创造者的普遍纪念，未尝不是一种进步。
事实上，在许多国家公祭一直存在。比如巴黎便有先贤祠，这个曾经为国王还愿而建的教堂，现在成为法国众多伟人的安息之所，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居里夫人、大仲马……然而，法国人怀念他们，不仅是出于对本国历史本应具有的温情与敬意，更是对某些价值的坚守与追寻。事实上，这种公祭同样体现在钞票印制上。在欧元通行之前，法郎纸币上便印着包括孟德斯鸠、笛卡尔、莫里哀、哈辛、高乃依、夏多布里昂、德拉克瓦西、塞尚等在内的许多思想巨子的头像，供后人缅怀。
从这方面说，中国各级政府如果能够本着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来纪念本国历史上的人物，自然是件好事。当然，以官方名义展开大规模公祭活动，不管是否像现在这样动辄耗资千百万，首先得问问纳税人是否同意。
记得去年北京中非合作论坛来了不少非洲客人，当时便有人开玩笑说“老家来人了”！虽是笑话，却也不无道理。进化论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便是“人类起源于非洲”。如此说来，各国若是真要祭祖，找个“黑人物”才算正统。当然，事情闹到这个地步，猩猩们可能也有意见了。
另一方面，由某个官办机构为全中国人指定一个祖先，在我看来，是件不切实际的事。至少，它脱离了国家是一个不断融合、不断加入的实体这一常识。任何文明都不是在瞬间发生的，也没有哪个部族首领是像孙悟空那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跨越不曾经历的时间与现实，莫须有地搜刮出一个所谓共同的“始祖”让同代人与后代人“跪拜”，这既是对历史的断章取义，对时间的粗暴中断，同时也是对所有历史开创者的高度轻视。
眼下，河南周口与甘肃天水争伏羲，山西运城与湖南宁远抢舜帝，河南焦作、湖南炎陵、山西高平夺炎帝，更有不少地方抢女娲。这些争抢看似轰轰烈烈，简单一点说，就是在争那些“文化英雄”究竟是从哪块石头里蹦出来的。然而，和孙悟空比，那块石头到底长在哪片灰堆里真的那么重要吗？如果只是为了抢夺资源，最该拥有女娲“祭祖权”大概是天津的“泥人张”。试想，女娲抟土造人的手艺，不就传到了“泥人张”手里了吗？
当然，对于一些商人来说是重要的，如果可以让那些已然死去却又活力四射的古人站到他们的服装店前为自己击掌拉客，却不用给工钱，何乐而不为？这个逻辑同样适用于那些“挪用公祭”招揽政绩的官员。
在此，我们并不否认经济对文化的推动作用。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女娲文化得以传承，最重要的是“女娲补天”这个神话所具有的价值内涵。所以，在一些官员和商人忙着争夺女娲时，其实我们更应面对的问题是：女娲补天，我们补什么？
如果天塌下来时我们不能在精神上直起腰杆，那么我们就得补钙；如果文化坍下来变成了一种拜物教，我们就应该“补心”；如果我们的制度不能够阻止把50万人打成右派，不能阻止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疯狂，不能阻止文化大革命废止中国宪法停止议会活动，我们应该查找原因，戮力而为，“亡自由而补牢”。祭奠可以让我们从亡者的身上看见自己的命运，但是，如果所有的祭奠都流于形式，失去了价值的灵魂，那么最需要做的不是祭奠死者，而是救活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