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思想国
《南方都市报》专栏
假如迷失于丛林，突然看到前面有个指路牌，你一定会十分高兴。然而，走在大街上，尤其当你没有迷失生活道路，却看到满街都是教你如何做人以及必须选择怎样一种生活态度的标语时，你难免会愤怒——那些花花绿绿的标语，就像你是生命的监护人，为你构筑一个思想的襁褓，“安全”得让你无法动弹。
改革开放到今天，应该说旧有的意识形态类标语正在销声匿迹，然而，标语文化却仍然有着广阔的市场。如有报道指出，许多标语“被刷在墙上、挂在树上、甚至像广告牌一样矗立在街上”，而国外学者看了之后也就此建议：“标语”应该和“长城”、“熊猫”、“孔子”一样，可列为代表中国的符号。
标语成为代表中国的符号？真是西方夜谭！相信许多朋友都会反对。毕竟，它不像长城和熊猫那样成为被保护对象，在很多场合甚至还为人们所唾弃——否则，三寸金莲也会全心全意为提高自己的历史地位奋斗终身。更多的场合，标语已经沦为“公害”，近年来不少省份还为此举行了大规模的针对不良标语的“整风运动”，许多标语被认定有违“民本”思想，内容涉及“强制性”、“威迫性”等被取缔。
标语不再是一个新时代的引领者。当城里人“热烈嘲笑”乡村墙壁上的“一人结扎，全家光荣”时，城里有关机构张贴的宣示权力的标语又何尝不像牛虻一样叮咬着我们的社会生活？由此出发，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对于社会来说，标语究竟意义何在？那些被撤去的标语是否会卷土重来？
游行者愤怒地举起标语是自然是为了表达社会权利，而公权部门张贴标语则是为了达成某种“权力宣示”。它们都追求效率，却有着本质的不同。笔者在巴黎曾经见过许多标语，不同的是，那些个性张扬的标语通常是在游行示威、展示民权时才有所呈现。比如美国人攻打伊拉克，许多反对者举起了“打倒美帝国主义”的牌子；当若泽·博韦因为捣毁转基因玉米基地被判入狱时，其支持者同样喊出了“博韦出来，希拉克进去”。
不难发现，在西方，作为社会表达的标语既是自下而上直接针对政府的示威与抗议，同时又在横向地寻找全社会的同情与支持。所以，人们更倾向于将标语视为一种社会权利表达的工具而非政府权力宣示的利器。当政府通过张贴标语在大街上“置顶”自己的权力，其时政府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将自己推到一种“游行示威”的状态。这种吊诡在于，一方面，在这场经年累月的“权力游行”中政府被赋予了“流浪政府”的特征；另一方面，当公权力越界踏破了社会的篱笆，我们看到的场面却是强者向弱者示威。
今日中国社会发展，应该说标语文化较先前有所改观，但是那些拖时代进步后腿的标语仍然不时撞击我们的眼帘。如果说“集体上访违法，越级上访可耻”颠倒了是非曲直，那么诸如“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宁可家破，不可国亡”等等“野蛮标语”则具有“恐怖主义”气息。显然，这些标语所宣扬的价值有悖于执政的常理，更难抵达人心。
就像许多中国人愿意通过春联来为自己的来年祈福，浅薄的掌权者更乐于借助标语来滋润其政治的藤蔓。显而易见，那些“辅政标语”和“遮羞墙”一样不仅有装修政迹、粉饰太平的作用，而在多数情况下，它们更有训诫社会的功能。
借助标语出行的权力往往是野蛮的。在极端的年代，大街上常年飘荡的标语为世人见证了国家或政府如何侵占社会空间，以及政治对社会生活有着怎样的粗暴干涉。标语之“标”，便是要指明方向、言明正确。然而问题在于，在社会解放的今天，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权威与尺度。且不说《一九八四》中真理部墙上的著名标语，诸如“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战争即和平”早已遗为笑柄，事实上，语义含混更使许多标语自诞生起便丧失了自己引领国民精神的权威性。所以，当许多人看到“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这样的标语时便会在心底无声地抗议——你自己做垃圾也就罢了，何苦要全社会都去充当垃圾的拼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