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思想国
原载《新京报》
上世纪九十年代，当“中国威胁论”刚刚出现时，许多专家学者开始为中国辟谣，认为这是世界误读了具有天下主义传统的中国。2007年新年伊始，《国际先驱导报》、《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开始讨论中国人怎样误读世界，剖析了一些不合实际的“国际判断”，从分析“世界误读中国”回到“中国误读世界”，应该说这是标志中国社会理性与媒体理性上升的一件好事，也是网络时代信息多元化的一次开花结果。
在网上我们时常会看到一些有关韩国人如何切指明志、抵制日货的言论。记得有一次笔者与吴建民先生谈到“抵制日货”，吴先生对此坚决反对。有人挖苦中国人说，“不管日本如何不向中国道歉，中国人照买日货；不管日本如何向韩国道歉，韩国人照样不买日货。”言下之意中国人窝囊、没血性。然而，当吴先生就“韩日贸易谁逆差”这个问题询问韩国驻华大使金夏中先生时，得到的答案却是“韩国逆差”——韩国全面抵制日货不过是个子虚乌有的“谣言”。
但是，就上述这个例子来说，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误读”，而在于盲信与盲从。显然，“误读”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对于世界我们更不可能获得百分之百正确的读法。既然“正读”只是理想，那么误读就只有程度上的区分。我们误读，答案至少由心而出。然而，如果只知随大流、全盘接受别人“倾销”的观点，那么我们就只是在传播别人的判断，而不是产生自己的判断。
轻信、轻听的害处在于，本可以完成独立思考的人最后被简化为一个信息接受装置，而且它将永远滞后于一个时代对世界的理解，他甚至会为旧有的、早已经被人抛弃的观念或仪式陪葬。就好像一个孩子毫无保留地相信父亲的所有教导，把父亲的经验当作自己的经验，父亲是自己接触世界的信息代理人。尽管他能通过父亲的教育不断获得新知识，但是，一旦父亲离开了他，任凭世界如何变幻，他将永远留在父辈的观念世界里。
显而易见，即使是同代人之间，道听途说也会使一个人落伍于自己所处的时代。打个比方，你在机场遇到一个人，你轻信了他关于世界的某个观点，然而，当他坐着飞机走了，并且因为某个机缘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时，他并没有义务像微软一样给用户发送一个观点补丁，告诉你他已经修正了自己先前的判断。
只知道用耳朵来判断世界是危险的，那样我们会生活在一个被口技虚拟的世界里。无底线、无辨别、无批判的信息接收，将在不知不觉中使原本意义非凡的公共交流变成一种“耳部感染”的“疫情传播”。
当然，学会“自己读世界”并不一劳永逸。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尽可能地减少误读，我们就必须试着改变自己对世界的“读法”。
比如说，在国际视野中我们经常见到的“A国反对B国”，这既在事实上以偏概全，同样“中了概念的魔法”。就“伊朗反美”这个判断来说，显然在这里“伊朗”并不包括伊朗的一切人与物，它充其量是一种局部的事实判断，然而在具体传播过程中，却被一些人理解为涵盖所有的事实判断，甚至上升到一种价值判断。不幸的是，这种虚妄的价值判断最后会变成一种主导社会生活的神奇预言。回顾人类历史，许多无谓的冲突即是“概念僭越实体”、“预言绑架现实”所导致的恶果。
知识与经验的贫困，使我们在面对世界时常常陷入一种断章取义的困境之中。假如我们细心，亦不难发现，上述有关“中国人误读的世界”的讨论同样有着自己的悖论。显然，这里的“中国人”并不包括乡下许多“不读世界”、只顾种地的农民，然而在“中国人误读的世界”这一主题裹挟下，他们已经被悄悄地拉上了“中国人误读世界”这一概念战车，而他们什么“坏事”也没做。
